孙厚甫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教育工作者，他暂短的一生所表现的革命精神是感人至深的。1942年，他担任冀鲁豫军区抗大分校教育处长时，日寇与大批伪军对我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9月27日，厚甫同志在反“扫荡”战争中，英勇牺牲于黄河北岸范县的甘草堌堆（今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堌堆村），年仅三十六岁。他生前是中共预备党员。

孙厚甫名承光，字厚甫，笔名成照。1906年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县城内一个小职员家庭。少年时，他在本县上过中学，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昆明东陆大学，仅就学半年，因经济困难又入成都高等师范（即今川大）学习，之后又转学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于1928年毕业。

南京中大毕业后，他曾任徐州中学小学部教务主任，后又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中华教育界》主任编辑。1932年回云南，在昆明省立师范学院及昭通中学、女子师范任教数年。

1935年5月，孙厚甫同志重返上海，经舒新城的介绍，到武昌省立实验中学任教导主任。这一时期，他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日夜苦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7年4月，他抱着观察与研究的心情，到山东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那里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入我华北大片国土，厚甫同志遂动员我带着两个孩子回云南原籍谋生，他决心个人留在鲁西和广大人民共同战斗。我返云南后不久，他即不惮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及河北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参观学习。通过这些活动，他对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及民族统一战线策和军事上的游击战术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孙厚甫在鲁西郓城救亡工作团工作时，曾在我党的领导下，多次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抗日骨干，并向延安输送了不少知识青年。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他主编了综合性期刊《鲁西吼声》。后来，我党地方组织逐渐发展壮大。1939年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到达鲁西后，党组织委派他担任郓（城）东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政权形式发动抗日，为部队筹集经费，开展统战工作等。在这些方面，他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秋季，厚甫同志曾任鲁西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副处长。1940年后，鲁西军区成立，他担任军区教导大队（军区军政干校）教育长。

孙厚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7月30日，菏泽、定陶、曹县等地又遭受大地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将介石被迫抗战，因抵抗不力，指挥无能，日寇长驱直入，我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德州失守，济南告急，反动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管人民死活。县、区两级政权还大肆搜刮民财，征粮、征款、抽丁、要枪，军政人员纷纷南逃。接着日寇深入鲁北，人心浮动，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费无着，迟迟不能开学。学校人员部分随校迁移，其余自动离散，民族命运危在旦夕。厚甫同志忧心如焚，但他并未等待观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天深夜收听新闻，记录广播内容，及时进行报道；同时集中在校同学上战时课，讲民众组织及训练。这时他一面总结自己以前的经验，一面探索新的奋斗方向，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追，内有军阀豪绅的压榨剥削。政治腐败、经济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蒋介石还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各地教育大权操纵把持在地主豪绅反动顽固势力手中，进行教育改革，阻力很大。稍有变革，即遭诬陷、排斥、打击。国难当头，一些同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动摇，纷纷退职返乡。而现实是日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大举进犯我国，其目的在灭亡我中华民族，客观环境怎容许你去办好教育？因而教育救国的思想不现实。而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由此可见，厚甫坚信我国是有五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定能驱逐日寇，打倒军阀贪官污吏，振兴中华！大敌当前，正是报效、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好时机，他决心留在山东。

他经常对我说：“……救国救民是我们的宏愿。我外出工作，你抱着孩子外出读书，为的什么?为的是救国救民！我们曾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共同抢救失足溺水者，现在是民族和有难，我们能睁着眼睛不管吗?当然，我们如有半点自私，回到家乡凭我的资格和能力，吃饭穿衣总不成问题。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坐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带着孩子回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养的小主人，将来为社会服务。我留下来，也好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虽不在一起，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被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忠诚所感动，毅然携子女回云南老家，他只身留在鲁西。那时长女祖庄不满四岁，次子祖同不满两岁，小女租蘅还未出生。

厚甫留下后，首先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筹组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开始培训政工人员，开展军运、民运工作。他们常常每天步行四、五十里路去执行任务；经常披星戴月出没在民间底层，宣传动员民众团结抗日，保家卫国。他说：“当年的爱国志士，均荷枪实弹、自愿前来投效参加抗日别动队的行列，在洪（红）庙一带密林中活动。他们豪爽讲义气，如果问起；来此何为?他们会直接地答复：‘抗日’！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全中华的儿女们，都团结起来了。”

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周围缺乏帮助，但这并无损厚甫同志的革命斗志。他说：“灰心失望是弱者的表现，颓废是自私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敢不努力工作。为了全民的生存，为了不辱祖先，为了子孙不做奴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牺牲，生活的艰苦是不会难倒我们的。目前，只有准备当汉奸当亡国奴的人，才不愿吃这些苦头。我决心献身社会，为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奋斗。”并以坚定的决心写下诗句：

我愿意接受一切的苦楚，

因为它是磨炼我的红炉。

我有的是不钝的笔头，

我要尽量地将它写出。

我相信我所受的苦楚，

能代表世上多数人的命运。

我有的是不哑的喉舌，

我要大声的向世界高呼！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怀着一颗不平凡的心……我不敢菲薄自已。自信是个光体，我只是一根灯草。但愿脚踏实地地凭着自己的努力，有多少热，发多少光，凭它的力量，照耀它的周围。”又说，“我们愿意困顿，愿意别离，愿意接受磨炼，为了什么?为了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古以来，有不少牺牲一己以为人群的人，这些人正是富于爱心、富于骨肉之情的人。……难得你放心，鼓励，使我能专其心意地爱祖国犹如情人，孝顺祖国象孝顺母亲。”

1937年11月，在红庙工作时，厚甫同志初步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交谈中得知，陕西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各阶层人士，连妇女在内都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他们说：“游击战术并不纯粹是军事工作，十之八九是政治工作，也即是组织民众并武装之、借以粉碎敌人进攻的抗战工作。”

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和有效地开展鲁西抗日民众工作，1937年12月，他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参观学习。经有关组织的介绍，他又到了陕北三原县安吴堡中共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接受党的使命，和同在三原学习的张国维同志（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现已离休）及另外两位同志（刘仰月、周凯）随身携带几本小册子，于1938年春节前后化装成农民潜回鲁西。他在给我的信中，感慨地谈到广离敌二百里路，耳闻炮声隆隆，求其可以为桥梁工作者而不可得，深感发动群众之重要。”又说，“我对旧年毫无感触。如有的话，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年过，战区的同胞流离失所，甚至肝脑涂地……”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厚甫不仅在抗日理论的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而且也学得了一些工作方法，因而方向更明，信心更足，斗志更加坚强了。他和张国维同志在郓城皇姑庵小学分手，互相作了临别赠言。厚甫给张国维同志的赠言是：“杀身成仁，打到鸭绿江边去。”

这时，中共地方党组织知道厚甫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是热心救国的无党派人士，便动员和支持他到驻郓城的国民党二十三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厚甫在二十三师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军官们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见解。这年五月，日军坂垣师团进攻郓城，该师抵抗坚决，打得很出色，群众评论很好，但却触犯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结果该师被调走，师长被撤职，群众对此深为不平。

厚甫留下与张长欣同志（现在山东阳谷二中，已离休）到郓城西南五十里路的黄安（现在黄安镇所在地），找到了桑平伯、许贯中等同志，暂时在黄安小学落了脚。接着，姜伯棠、高赞非（原菏泽师范教育长，解放后任济南市教育局长，后任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致死）、裴雪峰、宋乐颜（原荷泽师范教员）、张星如、张训斋、刘秋航等爱国人士，也先后到达黄安小学，于是就成立起“黄安救亡工作团”。

那时，他们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四下奔走，各方联路，召集会议，游说动员地方各阶层人士联合抗日，并配合其他抗日组织，与黄河北岸范筑先部队相呼应。他经常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向他们求教。

工作团自筹经费，创办了《鲁西吼声》刊物。厚甫同志是创刊人，主编撰稿人，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如《鲁西父老在怒吼！》《保卫大武汉！》《汪精卫绝地国人！》等。他写的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犀利，感情充沛，给人以启发、鼓舞，深受读者喜爱。刊物在菏泽地区颇有声望，受到地方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不断为《鲁西吼声》提供一些宣传抗日的好文章，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在《鲁西吼声》中转载过。该刊对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他在黄安救亡工作团的工作，至今还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全心全意为革命。他到晚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抗日救亡，除此以外，他似乎再也不想什么。有一次，他接到家信，别人关心地问：“家里情况怎样?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很干脆：“现在不考虑这个，只要的困难解决不了，休想解决家庭的困难！”他整日东奔西跑，团结和发动抗日力量。他不怕风雨，不顾疲劳，别人都为他的健康和安全担心，而他却满不在乎。有一次，他从郓城地方武装负责人祝壁臣那里回来，已经半夜。别人说：“以后不要深夜活动了，还是警惕一些好。”他回答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咱们做抗日工作，和各阶层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怕什么？”的确，他整天考虑的是抗日，是革命，从来不考虑自己。

（二）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已更重要。厚甫同志对别人关怀备至，却从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有一次，刘秋舫同志病了，厚甫同志请医煎药，照顾得非常周到。他把仅有的一件毛衣脱给秋舫同志穿，宁肯自己穿得单薄些。秋舫同志不肯穿，厚甫说：“你穿上，我身上的衣服薄了点，但心里却热火一点了；你不穿，我身上的衣服厚了点，但心里却冷了一点。”有一次，听说黄安街上客店里来了一个八路军病号，厚甫立即跑到店里找那人攀谈，问长问短，请医煎药，关心备至。隔了，那人要到巨野去，厚甫同志给那人雇了人力车，还把自己仅有的六元钱送给那人做盘缠。那人感激地说：“革命到处是一家，我从厚甫同志身上，深深懂得了这个道理。”

（三）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厚甫同志是外地人，口音虽然与鲁西方言有差异，但群众却都喜欢与他攀谈。他给群众讲革命道理，谈论生活，把话说到群众心坎里，群众把他看作“自家人”。

厚甫特爱与少年儿童交朋友。他到黄安小学不久，虽没有教过课，但黄安小学的学生把厚甫同志当做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听厚甫同志讲革命故事，跟他学唱抗日歌曲。只要厚甫在家，就不断有孩子在他屋里嬉笑谈天。有一次，厚甫拿“王老五当兵打日本”的漫画讲给孩子们听。听了之后，一个孩子天真地对厚甫说：“你叫上级发给俺每人一支枪，俺不就是兵吗?不也就能打日本了吗?厚甫爽朗地笑了。另一个孩子接着说：“有了枪，咱今晚就去摸鬼子的营盘。”厚甫哈哈大笑问：“你们说，打鬼子就这么简单吗？”有个孩子以坚定有力的口气说：“只要你领着干，俺什么都不怕！”

（四）生活朴素。厚甫同志从来没讲究过吃穿，他经常穿着那件破旧的蓝大褂。裴雪峰同志给他做了件新的，他不但不穿，还生气地说：“你把我当成衣架了么？”为了联系工作，他经常骑车外出，有时没有车子，就干脆步行，从不因此影响工作。有一次，在一个风雪夜，他从梁仞仟同志（梁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后病逝延安）那里步行回来。裴雪峰同志要给他做点饭，他执意不叫做，跑到伙房，拿起干粮就啃起来。同志们对他的评价是：没有条件，他艰苦；有条件，他也一样保持艰苦的本色。

1938年，厚甫在黄安工作的时候，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包括菏泽、巨野、郓城、鄄城）已经建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即以鲁西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在郓城县五区飞哲集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发展党员。厚甫是训练班的任课教师，那段时间共办了三期训练班。这三期训练班，在该县党的建设上起了重大作用。当时环境很艰苦，常常是露天睡觉，吃的是杂面窝窝头，咸菜或盐水代菜，所以当地群众称“窝窝队”。对郓城来说，“窝窝队”实际上就是一支抗日战争的创业力量。当时，厚甫和学员们同吃同住，随时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讲党的统战工作和政策，亲自教唱抗日歌曲……这期间，他不曾虚度分秒时间。他说：“困难压不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热情。”他孜孜不倦地培养造就了大批吃苦耐劳、热心救亡的军政干部。该县“三八”式的老干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训练班学习过的。

许多青年在厚甫的鼓励下，奔赶陕北学习，后来成为抗日工作中的骨干。如在延安抗大第五期毕业的李义钦同志，在晋察冀剧社任儿童队队长，1941年日寇扫荡时被俘，囚于北京南苑机场监狱，至死坚贞不屈；陈真（现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五级干部，职务不祥）、杨巨晨（杨烈，现任河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顾问）都曾在陕北学习过。有的在他的启发下，积极支援抗日团体，捐钱捐物，帮助解决抗日团体的困难。郓城南邵集的杨巨晨还自筹经费办训练班，请厚甫去宣讲抗日道理，举办战利品展览，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

他培养教育的学员，在校与出校后的表现，都能令社会人士满意。他说：“尽管物质生活上忍受着从未有过的艰苦，但在精神上却感到相当充实，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彼此相敬相爱。他们相信我，并听从我的，实际上比之一般的师生关系密切多了。虽然我以前不曾认识他们，然而在抗日的旗帜下，我们已融成一个心了。”

厚甫同志在讲课中，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当他讲到日寇惨无人道，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广大骨肉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学生们往往被感动得泣不成声；当讲到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时，他又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志如钢铁，表现了他火热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38年夏，为了寻求真理和学习救亡工作的经验，孙厚甫和桑平伯、高赞非、许贯中等“黄安救亡工作团”的同志到冀南大名、南宫参观。当时那地方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驻地，党的力量较强，已掌握了军队、政权。参观时他们受到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给他们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回来后，厚甫同志除创办刊物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配合郓城中心县委培训抗日骨干力量之外，还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奔走地方上层，促进各方势力联合抗日。

1938年5月，日寇第一次占领郓城撤走后，郓城上层人物为了自身的生存，组织了地方抗日武装，叫“郓城县抗敌自卫团”。县长王念根兼任司令，副司令祝壁臣（原是地方团队武装指挥部司令），这支武装的实权是在祝壁臣手里。自卫团共有九个大队，每个大队五百人，司令部直接领导的还有一个独立营，一个骑兵连，总共五千余人。中共地方党组织，推荐热心抗日、有正义感的厚甫到自卫团办了个军政干部学校（也有叫训练班的），地址在郓城县第一小学校内，县长王念根是名誉校长，厚甫任教育长，实际负责的是厚甫同志，高赞非同志也在里面担负一定的工作。这个学校每月训练二十多天。那时，王念根的口号是：“不管哪党哪派，只要在我领导下抗日，我都要。受训人员多数是自卫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也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受训完，毕业分配到各区武装当政工人员和文书。这个军政干校办得很正规，规模不小，经费全部由县里负责。祝壁臣与厚甫同志接触后，很钦佩厚甫的学识和为人，把厚甫当作政治上的参谋。训练班办完，厚甫同志的声望进一步提高，这却遭到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嫉恨和反对。厚甫离开郓城，仍到黄安一带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他和副司令祝壁臣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断做祝的工作，所以八路军到鲁西后，祝和八路军合作得很好。之后，郓城抗敌自卫团大部分人员，都加入了杨勇同志的部队。

1939年春（旧历正月），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鲁西，当时正值日寇第二次占领郓城县城。日军修筑工事，企图长期盘据，并派五百名伪军在郓城西北樊坝建立据点，一时人心惶惶，国民党县政府及地方武装不知所措。八路军一二五师六八六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伪重要据点点樊坝，敌人全部被歼。自此，八路军声威大振，民心得到安定，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战情绪，为创建鲁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樊坝战斗结束后，东进支队继续东进，留下第一团团长杨勇率部以郓城、范县、寿张、鄄城四个县的结合地为中心，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整个鲁西形势急转直上。

这时，中共郓城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厚甫也都转移到这一地区来，配合第一团建立根据地。当时各界抗日力量都集中在我军周围，郓城县委也从秘密转为公开。那时的主要任务有三个：1、积极扩大八路军；2，建立区、乡抗日动员委员会（这是群众团体，后改为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3、从事政权建设，争取改造区、乡政权（那时的区、乡政权都是当地上层人物组成，属国民党政权体系，和日伪无关系。

因此，既不能提夺权，又不能提消灭，所以只提改造旧政权，即把区、乡政权牢固掌握在共产手里）。

1939年秋，第一团扩大为独立旅，杨勇任旅长。为了工作方便，厚甫担任了独立旅政治部交际科长的职务（主要做统战工作）。秋末，郓城二、九、八三个区的区乡政权全部改造完毕。在此大好形势下，为加强这些政权的领导，县委已考虑建立全县政权的必要性。但当时县城被敌人占领着，国民党的县区政权仍在农村活动，我们力量还小，干部也很少，建立全县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先在郓东建立个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政权性质的机构），为建立全县政权创造条件。县委考虑到当时的统战环境，觉得郓东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上层和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能够团结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经县委慎重考虑，决定由厚甫任郓东办事处主任（党领导下抗日政府的前身），厚甫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委托。郓东抗日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以政权形式动员抗日，为部队筹集经费，开展统战工作等。在工作中，他做出了显著成绩。1939年冬末，成立郓城抗日县政府，民选县长，原中心县委改为运西地委，县委书记任梁仞仟被选为县长。郓东抗日办事处使命结束，厚甫到鲁西行政委员会（鲁西行署前身）任教声处付处长（处长管大同，主任肖华，付主任段君毅）。1939年八路军到鲁西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壮大，各地逐步建立武装根据地，并成立了鲁西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接着成立了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或叫鲁西区军政干校），训练部队的连排军政干部、地方政权的干部和民运干部，厚甫又在教导大队负责讲课。

1940年6月，抗大一分校由晋东南迁至山东。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山东抗大分校直接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以周纯全、李培南分别任校长、政委。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为抗大一分校一校；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或军政干部学校）改为抗大一分校二校；胶东军政干校改为一分校三校。接着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鲁西军区和冀豫军区合并，称为冀鲁豫军区。厚甫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同志们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42年春，部队根据形势的需要，实行“精兵简政”。为培育造就一支有知识、有文化的部队，学校接受了一大批老干部（多为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学习文化的编制称陆军中学。从鲁西军政干校到抗、陆中，厚甫同志一直担任教育长和教育处长。他为培养干部、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期间，厚甫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革命事业心更强了。他精力充沛，专心致志地施教，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艰苦环境中，对待困难始终是乐观向上，凡和他共过事和接受过他的教育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的老战友，至今怀念他，追述他在抗大的情况。

曾任过他的秘书的贾萍同志（现在海军工作）以及教育股长、语文教员许柏亮同志（现在北京军事政治学院工作），共同追述他在抗大的情况时说：“由于在敌后战斗环境里，学校驻地要常常转移和夜行军。每到一个新宿营地，天都很晚，他总是等大部分同志有了住处才进房子，而进了房子，他便不顾行军的疲劳，马上打开行李，投入工作和学习。

“在寒冷的冬天，他常常在小油灯下工作、学习到深夜，有时我睡醒一觉，看到他还坐在灯下，一会伏案挥笔，一会搓搓手，呵呵气，思考问题，计划下一步或第二天的工作。

“每当他下队讲课、作报告或准备召开会议以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丝不芍。有时一边吃饭、一边执笔，边吃边写，小米饭和菜汤都吃光了，他的调羹还握在手里。每次送他审阅各队的课程进度表时，他都反复斟酌，亲自调整修改。遇到矛盾，就找有关主任教员商量解决。

“厚甫同志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时的数材都是他和教员亲自编写的。他又有着广泛的知识和兴趣，各科教学都有很大的改革。如数学则主要是联系部队的实际，要学员学习运算。他虚心和教员共同研究教材，尊重教员提出的意见，认真和教员分析教材内容。当读到文章的题目的重要性时，他认为一篇文草有个画龙点睛的题目，是可以使文章分外生色的。当时讨论的一篇散文，内容是写一只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啄食的情景，而母鸡怎样精心护理小鸡们还随时谨防兔子偎拢来。这本是一篇普通的小故事，但是文章定的题目却极为醒目，点睛叫做“亲恩”。一篇普通题材的散文，却因此题而增色了。他们自己编写的语文课本，分作三册石印出书，当时大家都把石印的书看作宝贝，倍加珍爱。

“厚甫同志从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知识成就，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以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那时抗大只发了三本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他得到一本，视为宝贝，整天带在身边，并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现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即向先进生产者学习的运动）运用到抗大评定学习成绩之中，把学员学习成绩者评称为”斯达哈诺夫”，以鼓励学员的进取精神和学习热情，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学校有不少图书，学校专门配备两匹骡子在行军时驮书。厚甫同志非常爱护这些书，经常对管理员小赵同志和秘书贾萍同志说：‘这些书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要好好保管，一本也不能丢！’有时他亲自参加整理图书，他的确把一颗心都放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去了。

“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厚甫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群众同甘苦，不搞特殊。按照他当时的地位和原来就在这个地区工作而且熟人多的情况，想搞点特殊，是可以的。但他对上不伸手，对外不乱拉关系，坚持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有时还喜欢穿破布编织的草鞋。这对于生长生活在大城市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他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从他的笑咪咪的脸上可以看到，也可以从他朝气蓬勃、任劳任怨的工作中得到证明。

“不管是对教员，对一般干部，还是对学员，厚甫同志从不摆架子。他平易近人，习惯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人，他耐心启发帮助同志一道搞好工作。他对经常打交道的下级，更是体贴人微地关怀帮助。有一次，厚甫同志要熬夜工作，要贾萍同志写一条子派通讯员去伙房要灯油。贾萍同志在条子上写‘事务长……’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下说：‘写错了一个字。’于是就动手把‘事’字改为‘司’字。”

张长钦同志读到：“在黄安救亡工作团时，厚甫同志要张星如刻印一件宣传材料，星如同志字刻得挺好，就是好出错字、漏字。这次厚甫同志特别告诉他：‘刻好后仔细对一对，不要出错。’星如同志刻好并核对之后，就准备付印，正好厚甫同志走来，他拿过蜡纸看了一会，就指着一个地方叫星如同志看：‘这里把个‘不’字漏掉了，原来这个句子是否定语气，现在成了肯定语气了。这个‘不’字，可掉不得啊！’他拿起笔来改了，并亲切地对星如同志说：‘任何工作都不能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我们工作中的蛀虫，我们要有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这种耐心亲切的教导，循循善诱的态度，使同志们很受感动。”

厚甫的性格是非常开朗和乐观的。同志们回忆起当时在行军途中，厚甫同志常常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或研究问题，或讲些故事，说些笑话，使行军途中充满了乐观爽朗的笑声。在1941年元旦行军途中召开的全校新年团拜会上，要他讲话，他很风趣地讲了他从云南到四川路上遇到的一件事：“一队劳动的年轻人，挑着东西要翻一座山梁，大家显然疲劳了，坐在地上不愿再起来。这时，一个似乎是领头模样的人，先站起来“鼓动”其余的人说：‘起来走吧！前面就是山梁，咬咬牙，翻过山梁就到村庄了。’大家立刻振作精神。”讲到这里，厚甫同志说：“同志们！我们也走吧！”他讲这番话的情景和“我们也走吧！”这句话，大家感到这是一个“启示”。当时正是敌后艰苦之时，我们咬咬牙关，渡过困难，胜利就在眼前了。果然，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形势逐渐好转，看到了打败希物勒，看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志们还忆起了1942年春节前夕，伙房里改善了一下生活。除夕晚上，秘书贾萍和图书管理员小赵，还有小通讯员，各自坐在点着小豆油灯的房子里休息，村子里不断传来鞭炮的声音。厚甫怕他们想家，热情地说：“来！咱们在一起谈谈，我来讲个故事！”于是大家就坐拢来，他把云南过团年的情景讲给他们听：云南过除夕时，房子里用松叶铺成一圆形的垫子，全家围坐成一圈。他把如何守岁，如何过年的风俗讲给大家听，给同志们宽心。他也在遥念自已的妻儿，更加埋头于现实的工作。

1941年以前，厚甫同志还是一个在领导岗位上的非党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决心为民族事业献身。因为他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之时，就是抱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他抛家离子，忍饥受冻，在极端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保持着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厚甫同志到抗大之前，不仅积极组织了地方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且与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得到党的信任。那时党组织还未公开，许多党组织不便出面去办的事情，都由他去办。他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却时时处处把自己与党联系在一起。

他对党始终抱着一个真诚热爱的尊重态度。抗大的战友们回忆说：他日常讲话办事，总是处处尊重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及时请示，大胆负责，积极维护党的利益。他开口闭口总是我们的党如何如何，一片亲切热诚，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党同志。每当过党日的时候，对在他领导下的党员，便不分配其他行政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保证他们按时参加党的活动。在规定的党员活动时间里，他自已也经常主动学习有关党的建设的资料，自觉提高对党的认识。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执行，各种规定、纪律，他认真遵守。如每次部队迁移驻地前，他催着把老乡们的东西还上，把房子内外打扫干净，借用老乡的东西损坏了，他提醒及时赔偿。

到抗大以后，他更加严格地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检查自己之不足。他对工作更加积极负责，任劳任怨，与党的负责同志一样。上至军首长杨勇（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何德全（参谋长），下到一般干部，都对他非常关心、尊重。首长们见了他，总是问寒问暖，热情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意见，没有把他看作外人。他从来不把自己和军区首长的关系挂在口头上夸耀，从不向组织上伸手。杨、苏二位首长亲自对政治部主任赵风歧同志说：要注意解决厚甫同志的入党问题。后来经过实践的严峻考验，1941年，军区首长指示郑思群同志（接任赵风歧同志的抗大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西南党校校长。1953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介绍，光荣地入了党（预备党员）。

1942年9月27日，敌伪对鲁西进行残酷的大扫荡。由于寡众悬殊，在反扫荡战斗中，厚甫同志不幸牺牲在黄河北岸范县的甘草堌堆村（今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堌堆）。牺牲后，冀鲁豫边区党委作出决定，追认孙厚甫为中共正式党员。

厚甫同志已牺牲四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深深留在群众中的记忆中，人民永远怀念他。他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事迹，将和所有革命先烈一样，求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为之献身的伟大理想，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已开始成为现实，革命烈士用血浇灌的鲜花更加艳丽。

愿烈士英灵为之自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