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以台前境内的孙口渡口为中心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为什么要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经过一年战争之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国民党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经大为减少，后方空虚。由于一年来国民党军队迭遭失败，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整个国民党军队充满了失败情绪。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暴政的革命运动普遍高涨。与敌人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从战争开始时的120多万人上升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在100万人以上。由于解放区后方日益巩固，不需要分兵守备后方城市和供应线，这样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就优于敌人。由于一年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军的装备也大为加强，广大指战员掌握和运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本领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军心振奋，充满了胜利信心。由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普遍进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拥护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在北线战场，我军继续发动攻势，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南线战场，敌人虽然还在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但其主力却深深地陷入这两个战场，致使连接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防御力量大大削弱，战略上更加被动。在敌人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守备空虚、兵力薄弱。

党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军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党中央和毛泽东英明果断地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把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争取中国革命早日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纵观全局，审时度势，正确地指明了我军战略进攻的方向是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翼，在其联系两翼的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有少数兵力实施防御。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从敌之要害和薄弱的中央部分进行突破，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地区。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是老革命根据地，我军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象一把利剑插进敌人的心脏。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山东和陕北的部队回援，来争夺中原这块战略要地。这样，就可以便利我军最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达到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全国性反攻的战略目的。

为实现向大别山战略进攻的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胆略，决定了采取大兵团跃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入敌人纵深的战略进攻方式，并作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以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防线，直趋大别山；并由陈毅、粟裕等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掎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钳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枪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上述三军的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个英明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异乎寻常，大出敌军统帅部之所料，决定了我军出奇制胜，所向披靡。

二、为什么要选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即从争取有利的战略地位着眼，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出击中原、进军大别山即是这一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军委在制定进军中原战略部署后，即对由哪支野战军出击大别山有所规划。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击大别山的任务，中共中央确定是由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担负的。该种部署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从山东经苏北入淮北渡淮河向南，或从苏中出盱胎、来安入淮南，都可直趋大别山。这样不仅距离近，而且所经之处多是解放区或游击区，便于达到突围、隐蔽的战略意图。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使用方向。按中央军委的最初部署，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在1947年4月底以前主要是豫西，而不是大别山。其目的是直接配合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和较远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一时难以承担外线作战、出击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与此相反，刘邓大军正面敌军较少，1947年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蒋介石认为已将解放军驱过黄河，在建立所谓的“黄河防线”后，再难南渡，从而敢将原用于对付刘邓大军的王敬久集团调用于山东战场。国民党这种两翼进攻、中间防御，状如哑铃的战略体系，正利于刘邓大军中间突破，一举扭转战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中央军委改变计划，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经营中原，并提出出大别山的可能。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随后，毛泽东又指示陈赓、谢富治集团渡黄河南进，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至此，排除刘邓大军出豫西的可能。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广阔的鲁西南平原上，攻郓城、战定陶、围六营、克羊山，连战连捷，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5.6万余人，继而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历史性转折。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河凤桥阻击战、中铺歼灭战、商城县西部运动战、张家店战役、高山铺大捷等战斗的胜利，歼灭3万多国民党部队，解放了24座县城，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从而成立了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顺利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然而，因为在敌人的腹心之地转战，困难重重，再加上国民党数倍兵力的围追堵截，敌我兵力悬殊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打破。为了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实现毛主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目标，同时配合进入中原的各路部队，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先后北渡淮河，转出了大别山。

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半年后，主力又转出了大别山，并不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失败了，更不是毛主席的规划落空。相反，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不但完美地实现了毛主席预定的战略规划，打破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极大的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而且，在转出大别山之后，还与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一起发起了淮海战役，一举歼灭敌人60余万精锐部队。从此之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被一扫而空，极大的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

三、为什么选择以孙口为中心渡口

首先，从地理看，孙口位于台前县城东南，此处黄河是由豫北平原进入山东丘陵地区的过渡带，河床较窄，河热势稳定，易于渡河，为黄河中下游的水路要冲，是联接鲁西南和鲁西北的交通枢纽。

其次，从军事上讲，孙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寿张、阳谷、东平三县地主武装——民团驻防于此。日军占领寿张后，伪县公署亦派兵扼守。刘邓大军渡河前夕，孙口北靠冀鲁豫解放区，东不足50余里紧连泰山余脉丘陵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这里既是国民党部队北渡黄河进攻解放区的咽喉，又是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反攻，南渡黄河，经略中原的战略重地。

第三，牢固的群众基础为刘邓大军以孙口为中心强渡黄河提供了保证。台前县境是革命老区，自1932年7月开始有党组织的活动以来，一直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重要部分。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革命思想觉悟高。1944年12月台前全境解放后，寿张和张秋两县领导人民先后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运动和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倒粮回地，斗争地主分浮财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的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具备了解决军需的条件。同时，翻身农民在“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和“保田、保家、保命”的口号激励下，掀起了参军热潮，涌现了集体参军，妻送郎，父送子，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典型。1945年8月至10月，寿张县青年近3000人参军入伍。1947年春，寿张县有3000人，张秋县有2000人参加晋冀鲁豫野战军。

与时同时，寿张、张秋县委领导开展的县、区、村三级政权建设，从组织上提高了战斗力，攻固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正确领导；开展联防反特保边区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持了解放区的社会秩序；1947年6月10日至7月上旬，组织数万民工胜利完成修复黄河大堤第一期工程，打破了国民党企图利用“黄河归故”，水淹解放区的险恶目的，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冀鲁豫解放区军民为渡河做了哪些工作？

1947年春，党中央开始运筹更大规模的渡河战役。194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冀鲁豫军民预备船只，准备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动员起来，掀起了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大举反攻的热潮。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1947年春在寿张县长刘村建立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造船、组织训练水兵船工、渡运人员、物资、保卫河防。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向长垣、昆吾、濮县、范县、寿张、张秋、东阿、河西八县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该地区按照要求条件和具体数目，挑选思想进步、熟识水性的水手、船工，很快完成了任务。先后在高固（北坝头）、李桥、张庄、孙口、位山、齐河等处设立了7个航运大队，每队500至600人，20至30多只船，每个大队根据人数和船只多少编为4到6个中队。全部是部队编制，享受与军人同样待遇，集中驻守、集中学习、集中训练。在渡河作战中，各渡口员工不怕敌人的炮火和飞机骚扰，不顾日夜的疲劳，积极协助我军完成渡河任务，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

冀鲁豫行署在3月发出“封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紧急通知”，将造船数目下达给沿河各县，提出每只船封号五把粗的杨树30株，由政府按价购买；4月21日下达了向“沿河各县征购苎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要求东阿、范县、平阴、张秋、濮县等11县于当月底完成收购3万至5万斤苎麻的任务，并规定了合理价格与拨付粮款的具体办法；6月17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整修军运大路及协助军运”的第21号训令，向沿河群众提出整个道路、安全运输、保护物资的要求。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做好船只准备，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冀鲁豫行署秘书长罗士高主持召开沿黄各地专员、县长和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部署建厂、筹料、造船、征船工作，当即确定建立四个较大的造船厂。会后各地展开积极地造船活动，除按行署通知备料外，铜油要到敌占区采购，所缺钢材，由群众凑集，还组织民兵到敌战区挖铁路轨，既断敌交通，钢材又为我所用。沿河各县还建了一些小的造船厂。在修造船只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物料、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需要防备黄河南岸敌军的不断骚扰和敌机的日夜侦察轰炸。船工们隐蔽在树林里操作，在地窑里安炉。白天目标大，晚上突击干，所有的灯还得用纸或布罩起来。造好的船隐藏在村里，给船加上伪装。有的挖个船窑，工程大的船坞，还要挖若干条长四、五百米，宽30米，深3米的引河。藏到村中的船，临用时，得用二十头牛拖拉牵引，费力很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修造了120余只木船，可供部队同时渡过八千人，按时完成了修船和造船的任务。

解放区人民群众组成的民兵民工队伍有力地配合了我正规部队的作战。为了对付敌人的骚扰破坏，作为后方基地的黄河北岸，保卫河防是一项重要任务。在从濮县到齐河境内全长五百华里的地段，经常有六千多民兵防守。为统一指挥，以分区为单位组织河防团。一县一个团，县长兼团长，县委书记兼政委。河防团在阻击来犯之敌、保卫河防、保证刘邓大军顺利渡河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六分区河防团，在1947年反击敌人偷渡中就毙敌499名，伤敌特615名，俘敌305名。寿张县河防团在封锁消息盘查行人过程中，查获敌特62名，逃亡地主108名，以及大批现洋、法币和敌货。据不完全统计，冀鲁豫为支援大军渡河作战，先后出动民兵、民工5万多人，畜工15万多个。在雨季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军用物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转运到后方，保证了战役的顺利开展。

黄河北岸也是我军组织兵源的重要基地。由于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掀起参军高潮，涌现了集体报名和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争取参军参战的动人事迹。寿张县祝口的王大娘同时送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侄子六人参军；1947年4月冀鲁豫区一次就完成了十万翻身农民参军的伟大工作，超过预定计划一倍以上，使我出征部队普遍满员，成为克敌制胜的基本有生力量。

五、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胜利的重要历史意义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场战斗的胜利，但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纵观解放战争的全局，强渡黄河的意义在于：

一是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是把中共中央确立的“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变为现实的第一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揭幕战，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战局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一行动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双方的攻防形势，中国共产党将从此摆脱自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而转入战力略攻。这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预示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统治地位的毁灭。

二是有力支援了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斗争。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已使国民党朝野震惊，而随后发起的鲁西南战役，更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从陕北、山东和中原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进行驰援，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而且减轻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军事压力，为粉碎敌人和重点进攻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减轻了战争对解放区的破坏，使人民战争获得了更为稳固的后方和更有力的人力物力保障。国民党统治集团挑起战火后，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不仅对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也使根据地人民饱尝战火的痛苦。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把战火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从而使解放区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带给根据地人民的痛苦和负担，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更为稳固的后方和更有力的人力物力保障。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意义重大而深远。毛泽东同志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这样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胜利。”

六、渡河精神永放光芒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台前人民不断总结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魄和革命精神，提炼出了“顾全大局、信念坚定、军民同心、勇往直前”的渡河精神。渡河精神是台前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用渡河精神激励我们的干部，推动我们的工作。

（一）顾全大局。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孤军深入，只身涉险。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中央交给的实施战略反水的艰巨任务，其根本原因，就是刘邓首长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为中央减负，为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减负，这就是顾全大局。2016年1月29日，中央提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中，大局意识，就是要求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党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局意识，也就是顾全大局。

（二）信念坚定。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调研时指出，“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挫折。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到建国28年中，可以查到姓名牺牲的中共党员就有370万，平均每天牺牲370名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那么多困难，付能了那么多牺牲、为什么不气馁、不退缩？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为劳害大众翻身求解放。直至解放全人类”的信念，正如方志敏在狱中的文著上写道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今天的我们，信念坚定仍然十分重要。2020年新冠疫情，疫情发生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得到平稳、有序控制；而全球其他资本主义疫情蔓延爆发，防控形势却不容乐观，未形成有力、有效的防控模式。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根本保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坚定信念跟共产党走，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三）军民同心。当年，台前人民支援刘邓大军渡河，设厂造船，开挖引河，参军支前，送军粮、做军鞋，为刘邓大军胜利渡河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的我们，切记不可忘了人民，我们想工作、做决策都要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以人民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干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员”的称号。

（四）勇往直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比如，因为肩负使命，所以勇往直前的钟南山。2003年非典爆发，钟南山不顾生命危险，奔赴疫区，并在全世界率先探索出了一套富有明显疗效的防治经验，被誉为“抗击非典的英雄”；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亲赴武汉疫情最前线，危难之处显身手，并有效抑制疾情的蔓延，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定海神针”，有群众称“只要有钟南山院士在，我们就没必要害怕任何疫情。”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这就是“勇往直前”的英雄和典范。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壮举！几十年来，人们不会忘记千帆竞发、强渡黄河的激荡画面和血染山河英勇杀敌的鲁西南战场，以及斩关夺隘、千里跃进的英姿雄风！不会忘记壮怀激烈、逐鹿中原的转战岁月，还有沿黄人民支援前线，跟随部队抬担架、救伤员、出大车、送军粮的滚滚洪流！更不会忘记后方妇女碾米、磨面、做军鞋、救伤员的动人场景！这一切，汇成了历史的主旋律，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团结，浴血奋战，凝聚成的渡河精神将穿越时空，辉映未来，成为台前人民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40万台前人民将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这一震古烁今的伟大历史事件载入史册，昭彰后世，炳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