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党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状况，使文化教育工作适 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文化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建设服 务的总方针，并在全国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文化教育的系统改革。同时也出现一些 “左”的思想和做法的苗头，其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一例。
武训，山东堂邑人，生于 1838 年，卒于 1896 年，出身贫农，清末行乞办学 的典型。原名武七，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 名武训，并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他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 建忠义专祠。清国史官将其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一节内。新中国成立前， 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备极推崇。1945 年，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 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3 年至 1949 年间，中共冀南行署设立过武训县，成立 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建议下，电影导演孙瑜经征询周恩来总理对武训 看法后，1949 年底开始把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拍成电影。1950 年底《武训传》 公映，观众反映极为强烈，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把《武 训传》列为 1951 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敏锐地感到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很大的倾 向性，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对于文教界的一片颂扬之 声十分不满，认为这暴露了我国文艺界、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他站在对电影《武 训传》持批评态度的一边，亲自执笔写《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于 1951 年 5 月 20 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他批评电影《武训传》的作者 站在维护旧事物的立场上，宣扬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压迫 人民的阶级斗争；指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严重程度，号召展开关于电影 《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 的混乱思想。
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随后，中宣部、教育部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 要求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随后，各个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批判文章。 1951年 6月，由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由江青等 13人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 到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 20 多天的调查，7 月 23 日至 28 日在《人民日报》 上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 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
在此背景下，联系寿张县是武训家乡邻县这一实际，聊城地委指示，要按照 社论要求，展开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清算武训的流毒，并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写批判文章送党报发表。8 月，寿张县委召开由机关干部和教师以及有 代表性的群众参加的会议，会期 25 天，集中学习上级文件精神，批判武训思想。 于是，寿张满街张贴大字报，并提出“彻底打倒武训主义，彻底澄清《武训传》 和歌颂《武训传》文章所表现的错误思想”的口号。一场文化思想方面的运动普 遍展开。
开始学习时，有的干部认为没必要，有的借口工作忙不愿学。根据以上不同 思想情况，县委作了深入细致地启发报告，动员群众积极学习有关文件，结合学 习文件，检查工作，联系思想，分组座谈讨论，分析辩论，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 认清是非，划清阶级界限。
通过批判武训，有些干部检查了本身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明确了 教育服务方向。影片《武训传》也确实存在某些缺点，对于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 问题，通过讨论、辩论得以解决，对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 批判的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文艺创作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显然是不恰 当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过于简单和粗暴，而且不够实事求是，开创了 对文艺创作干涉过多、用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先例，对于文艺教育 事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带来了一定副作用，以致以后全国文化 界在许多学术问题上都噤若寒蝉。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 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恶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