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昌被捕后的第三天，我离开学校，一周后觉得无事，便回到寿张，走了一天很累，躺在床上睡了一夜，起床早餐后，校长高秉然派人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高秉然诬我“行为不规”，要开除我出校。我争辩也无用，便离开了，出了门看见校部墙壁上挂出开除路绍禹的牌子。原来是学校当局阴谋诡计，使用骗术要全校学生外出野游，他们对学生的课桌、睡床进行搜查，我在三级同学王兰生（东阿县人）的笔记本上写了几句抗日救亡的口号，被他们搜出了，便当作开除我的借口，真是荒唐可笑，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此耍其淫威罢了。我同冯月秀商量，学校形势紧张，他说在学校呆不下去了，我们相约去陕北。我在二级一班有一位相处很好的同学，他年龄比我大，脾气好，我们叫他“二嫂”。这天下午，他领我到他家县城西街路南一个小商店寄宿了一夜，遗憾的是忘记了这位同学的姓名。冯月秀离校回家，借了张别人的文凭，改名换姓到冠县短期小学教员补习班学习。訾修林转移到邹平师范。高清远离校去上海，任《文化报》编辑。王福昌被捕，学校当局和济南的特务队并没有拿到真凭实据证明王福昌是共产党员，被学校开除和被迫出走的学生，也不是因为学校当局发现了他们是共产党员。司银章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学校当局不也知其是共产党员。这是由于八乡师的党群关系鱼水般地密切，党支部善于运用合法形式进行活动，最主要的是党组织的纯洁和巩固。这次事件以后，学校当局继续迫害学生，1936年寒假，三级一班的王增秀被校方秘密开除。
八乡师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冠县县委书记王维群受党组织委托来寿张，指定时玉泉任八乡师党支部书记。
我党组织派党员张道昌以王福昌亲兄弟名义，去济南监狱探视王福昌同志。敌人对王福昌严刑逼供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1937年5月，由于敌人长期摧残，王福昌同志身体虚弱，得病发烧几天不退，监狱里医生又不给治疗，王福昌同志离开了人世，死于狱中。1955年，为了纪念王福昌同志，山东省民政厅在济南英雄山为其修建了陵墓，供人瞻仰。
八乡师党支部是寿张县第一个共产党的党支部。八乡师党支部是一个活跃而影响广的党支部。党组织在领导同学的读书活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红色学生，提高了大多数同学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
我在家乡向小学教员作抗日宣传，推荐订阅进步刊物。选择我邻居路长言，我叔父家长工刘某和在堂邑武训中学读书的外甥刘立清作发展党员培养对象。王维群因家境贫寒，无力交学费，于1935年退学，在冠县任小学教师。1936年夏，刘晏春和冯干才成立中共冠县党支部；秋，成立中共冠县县委，均是王维群任书记。冯月秀，1935年放暑假，在莘县组织莘县旅外学生读书会。选择临清十一中学的三位学生和八乡师的贾路峰、宋书简为培养对象。1936年暑假时，冯月秀受党组织委托去东阿县指导党的发展工作，自莘县沿黄河大堤向东北走骑自行车240华里到东阿路绍禹处，住在路绍禹家，在东阿县城参加读书会活动。
1935年夏，冯干才到东阿县检查指导党的发展情况，在路绍禹家停留了一日，住了一夜。
受党影响的学生，也从事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寿张县北街的崔朝昆、崔朝仑，是八乡师四级、五级学生，两兄弟都是少年，在寿张县城民生工厂撒下革命火种。民生工厂的工人赵熙祥是崔朝仑小学时期的同学，每逢假日找崔朝仑，崔朝仑都问工厂里的情况，赵说：名义上“民生”工厂，实际是人间地狱。崔朝仑向赵西洋介绍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要赵熙祥起来斗争，“不斗争就不能生存”。赵熙祥在厂里积极活动，团结工人，争得了工人自己管理伙食、发动徒工反技师虐待徒工等斗争的胜利。
我离开八乡师后，回到东阿县城第一高级小学姜茂田老师处。我县西程铺东北大学学生苏常宗前来找我，他说党号召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军队中去，到群众中去。他带我到北平报名参加了张学良西安学兵队，我们一行70多人整装待发，西安事变，铁路交通中断，党组织决定改去陕北，已在山西过了黄河，（由于）当地国民党军队阻止过境，我们又返回北平。随后我名以言志，把自己姓名路绍禹改为“戈力”。12月下旬，我们集体去太原薄一波军政训练班。1937年3月初，我给二级一班的吴清源和二级二班的季秀芝两位女同学写信，正如我希望的那样，她们把我在太原的消息传出去了。3月末，时玉泉来到太原，改名时东森，以后分配到晋东南任县牺盟会特派员，党内县委书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共高潮，时玉泉被敌人杀害了。1937年7月，高清远由上海来太原，因病休息了几天，去陕北了。1937年6月，四级学生郭宪曾（寿张县人）来太原。
七七事变后，寿张八乡师学生先后赴延安的有崔朝昆、崔朝仓、黄元珍（黄合璋）、陈宗周、黄兴福、杜黑懋。
口述者：戈力，又名路绍禹，本人简介参见上文。
（根据1996年10月原县委党史办采访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