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书递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看守所等他们的批复。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和在看守所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和敌人进行斗争。
这时，先我被捕的徐宾和章士劳也被敌人判处。敌人因没抓到徐宾的什么证据，法院就让他找保释放了。当徐宾被释放时，我让他向黎玉同志汇报看守所里被押同志的情况，并把几个黎玉同志尚不知道的关系转告他，派人去联系接收。章士劳虽有油印机，有党的文件等证据，但当时他年纪小，只有十八、九岁，法院判了他2年半徒刑，马上从高等法院看守所拨出去了。
……
到了1936年底，在看守所被押的共产党员，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了。11月间，理琪、刘德福、孙学智等八、九个同志在烟台被捕，也被送到看守所看押。
后来又押来在曹县被捕的党员冯起以及邹县的彭建华、周次温、李希杰等三个党员。另外，还有济南兵工厂的党员石吉亭(石哲)，他是因为在厂里活动太突出，被厂里的头子注意了，先在厂内看押两天，后送军法处，又从军法处转来看守所。
因为已经有十四五个被捕党员在看守所了，需要建立支部领导学习和斗争。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同志们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认识不一致。我深感需要建立党支部，因此我提议在后窗子开会建立狱中支部，领导学习和斗争。大家表示同意，并一致推举我为支部书记。我提出理琪为支部组织委员，姚仲明为宣传委员，大家也一致同意。
学习内容一为理论学习，一为时事学习。理论学习主要是阅读社会科学书籍。那时，只要书皮上没有马克思的名字，有些书都可以送进看守所来。有张如心的《现代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拉奥氏政治经济学》（苏联人著的）等，都是姚仲明同志弄进来的。时事学习，我们通过一个姓张的看守，秘密从外面买书纸带进来看。
狱中支部建立以后，我们除在各房间自学外，每周还集体讨论一两次，有时讨论学习理论问题，有时讨论时事问题。讨论时我们都是让在中间监房的同志监视着十字巷道口的看守，其他同志从后窗子进行讨论。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就被看守所察觉出来。一天下午，我们和往常一样从后窗子讨论时事，大家正在热烈发言，一个看守从楼外弯着腰到我们的窗子下面，偷听了一会，就大声嚷到：“你们这不是作死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监牢狱!你们抗战，抗战，抗到监狱里来啦！你们还闹这个吗？”我们就和他争吵起来。我们说：“亡了国，全中国人都要做亡国奴，子孙后代翻不了身。在监狱里我们也要讨论抗日问题，你们不应当禁止我们讨论。”看守在我们斥责之下，灰溜溜地走了。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和理琪、姚仲明、刘德福(约五十多岁的农民同志)，还有两个人(名字记不得了)拨押到义字号监房，把我们和大楼里的同志隔离开。敌人还给我戴了一天的手铐。
义字号是仓库式的旧房子，里边隔离成单间，各单间之间不能说话，但去厕所倒便桶时是集体去，可以见面说几句话。我和理琪、刘德福就是在这里见过几次面。在义字号押了一个时期，因比以前用的看守多，敌人就又把我们拨回大楼的原地方。在大楼我们仍坚持集体讨论时事及学习理论，不过进行时比过去更小心罢了。
时间在消逝，敌人以为用监牢狱可以消磨我们的意志，其实这完全是妄想，共产党人在监牢中如火一样在活动着，我们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校，多数同志精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外边的每一重大变动，如全国抗战形势的开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都在鼓舞着我们，我们对前途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在看守所期间，党组织常派人去看我们，对我们表示无限的关怀。我们从启发性的谈话中，可以推测到党的工作有较好的开展，我们全体同志为党的工作顺利而感到高兴，对党的关怀我们心里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
……
1937年5、6月间，王福昌同志得了病，发高烧几天不退。后来他说睡不着觉。看守所名义上是有中医，也有西医的，但是他们医治均不见效。经要求除放风时间外，王福昌可以在院子里坐着歪着。后来他的病更重了，起不来床了，敌人把他拨到廉字号一个专门关病危犯人的大房间中。我向看守所所长写了申请，准我去服侍表弟王福昌，所长也同意了。我到廉字号的病危大房间时，王福昌已经不会说话了，处于昏述状态，只能喝水和牛奶。夜里我看着他，给他捉捉臭虫。到后来他连水、牛奶也不喝了。我坚持要看守所的医生来看，中医来了给一点四消丸、顺气丸之类的药，根本不解决问题，我坚决要西医打针，西医来了听一听、摸一摸，也不给打针，我一急骂了他，就更不给打针了。一天下午，王福昌同志离开了人世。
事先，我给王福昌的父亲去了信，告诉他王福昌病重的消息，但等他来到的时侯，王福昌已去世四、五天了。我告诉他找着看守所掩埋人的去找找王福昌掩埋在什么地方，却一直没有找到。
解放后，1955年我在山东工作时，告诉省民政厅在四里山烈士陵园给王福昌修了一个象征性的墓。
(摘自赵健民《被捕后的斗争》原文载《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2期。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王福昌(1911-1937)，字耀光，阳谷县富安镇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读书。1932年考入阳谷乡村师范，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寿张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习。该校当局对进步学生控制严密，实行法西斯统治。他团结进步学生，发展共产党员，与该校当局进行斗争。1936年5月，他任寿张八乡师党支部书记，与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经常保持联系，及时传达上级指示，领导师生对敌斗争。同时，在寿张、阳谷、东阿一带发展党员。同年9月，赵健民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发给王福昌的电报底稿，遂将王福昌逮捕，押至济南。敌人对其多次审讯、逼供和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937年5月29日，在狱中被摧残致死。1955年，山东省民政厅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为王福昌修建了陵墓。
赵健民(1912- ) 曾用名吴培强。山东冠县人。1932年到济南入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求学。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该校任中共支部书记。1933年7月起，任中共济南市委北区巡视员、市委书记。1935年冬起任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同年9月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8年被派往鲁西，在聊城抗日游击司令范筑先部工作，并曾任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曾任营长。1941年赴山西辽县，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1942年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参与领导该区军民参加反日伪军““扫荡””。193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曾参加出击陇海路战役和豫北攻势作战。1947年7月起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鲁西南战役。1948年率军区主力部队参加睢杞战役，后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政委，8月兼任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随部进军西南地区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曾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1952年12月调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1月起，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4月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12月起任该部顾问组组长、航天工业部顾问。1982年9月、1987年1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