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萃民
寿张县的广大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艰苦奋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雄们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
台前县委决定编写原寿张县革命斗争史，把这些光辉的事迹集中起来，教育人民，留传后代，使后来者知今日幸福来之不易，珍惜革命胜利果实，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原寿张县是我的家乡，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本县工作，参加过一些斗争，知道一些情况，有责任把它提供出来。但因年代已久，仅凭记忆所及，难免错漏。因此，所提供情况只供参改。
一、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和七区抗日政权的建立
1938年，范筑先任聊城专员兼游击总司令，受我党影响，坚持抗日，建立了三十多个抗日游击支队，同时建立各县、区、乡地方武装，区成立大队，乡成立中队。当时我的家乡属阳谷六区，我和王子典、于峻蜂、李执在都参加了区乡常备队当文书。王子典在六区区部，我在仁和乡，于峻峰、李执在在勇和乡。范筑先殉难后，鲁西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区乡武装无人指挥，供应困难，1938年底，区大队和乡中队并为一个中队，我们四人都回了家。当时国民党阳谷六区最后一任区长张俊业，此人是个流氓知识分子，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他既不愿离开家乡跟国民党走，也不愿当汉奸，参加八路军怕吃苦。但他有点个人野心，想自己拉起一股武装，独树一帜。1939年夏秋之间，我和地下党员赵心建(1947年因叛变投敌被我政府处决)有了联系，我和王子典、于峻峰三人受党的委托做张俊业的工作，王子典、于峻峰重新加入进去当张俊业的助理员，直接做张的思想工作，并监视其动向，我在外边负责和赵心建联系，芦惠卿和我二哥杨文华同张俊业很熟，也帮助做了一些劝说工作。从1939年下半年一直到1940年春天，张俊业同意把这部分武装(四十余人，长短枪四十余条)交给抗日政府，但他本人不愿参加。这时地委决定将阳谷六区划归寿张为七区，即以这部分武装力量为基础，建立了七区区政权，成立了七区队。
1940年3月，我由赵心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介绍王子典、于峻峰二人入党。1940年，赵心建等人在七区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把一些地富和流氓分子也拉入党内。1940年秋天，县委派组织部长李哲和崔影同志到七区进行了整顿，把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清洗出去，纯洁了党的组织。我入党后，组织上曾想叫我到地委党员训练班学习，继续隐蔽一个时期，也不知什么原因，地委党训班没让我去。我于1940年9月，根据党的指示，到黄河南参加了七区抗日政权工作。
二、两次拔除张楼伪据点
1940年夏天，竹口镇的甄宏勋投降日寇，当了寿张二区伪区长，在张楼筑围子、修炮楼，为日本鬼子征粮征款，破坏抗日工作。9月中、下旬，我八路军九团（团长何光宇）奉命帮助寿张县开辟黄河以北地区的抗日工作。一个夜晚包围了张楼村，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克伪据点，活捉伪区长甄宏勋以下二百余人，经教育后宽大释放。甄宏勋回去后继续勾结日寇，又当了汉奸区长重返张楼村，修筑伪据点，为非作恶，与抗日政府为敌。大约是10月份，我八路军九团二次攻克张楼伪据点，甄的汉奸队全部被歼。甄一再表明痛改前非，不再当汉奸，根据宽待俘虏政策，又放了他，从此甄宏勋没再当汉奸。
由于两次拔除张楼伪据点，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大大鼓舞了黄河北岸群众的抗日情绪，一、二、七区的抗日工作获得初步发展。
三、瓦解反动的地方民团武装——“九团”
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寿张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纷纷组织武装民团，其中以寿张南部的九团（总团下设九个分团，号称九团，在白岭、张庄以南，大寺张、陈楼、黄那里以东，孙口官路以西这一带几十个村庄)实力较强，拥有步枪千余支、机枪一挺。
寿张县城沦陷后，“九团”勾结日伪军，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破坏抗日工作，不准八路军进驻“九团”的村庄，也不给八路军送给养，成为一、二、七区开展抗日工作的主要障碍。县委、县政府多次派人与其联系，进行抗日宣传，但他们表面应付，背后仍与敌伪勾结。因此县委决定解除“九团”武装，消除这股反动势力。
1940年10月或11月，县长郭少川同志在黄那里开会，设“宴”招待“九团”大小头目，待他们到场后，我八路军一部即将会场包围。郭宣布这一反动武装的罪恶，下令将所有团总逮捕(只李金铭一人漏网)，同时部队立即出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扩大了县独立营和一、二、七区区中队，黄河北岸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逮捕的十余名团总，罪恶不甚大的如总团岳崇端等教育释放了，秦贵岭、吕怀修等四名罪大恶极者被我县政府枪决。
四、刘怀良、王成方叛变事件
1941年初，敌人进行了年关大“扫荡”，同时进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了特务活动，抗日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刘怀良、王成方叛变投敌了。
当时刘怀良任一区区队副，和区长于清源秘密通敌，策划叛变。于清源通敌被我抗日政府发觉逮捕后，刘怀良于1941年8月的一个夜晚，打着去敌占区执行任务的幌子，带领全区队六七十人，长短枪六七十支，投降了敌人，并把区队指导员司磊、副区长周耀西同志抓走，交给敌人杀害了，使一区抗日政权、抗日武装遭受极大破坏。刘怀良叛变投敌后，敌人委任他为阳谷县六区伪区长，在白岭、张庄、孙口一带活动(以后也改为寿张伪七区，驻进王楼据点内)，对我一区抗日工作工造成了很大危害。
时隔不久，二区区队分队长王成方带领二十多人、二十多支枪也投敌叛变了，给二区武装力量的发展造成很大损害。
五、棘针园和杨府村两次战斗
刘怀良、王成方叛变后，一、二、七区的形势比较紧张，武装力量只有七区队(我当时任七区队指导员)和二区队两个分队共一百多人。这时，于峻峰同志任一区区长，他刚到一区，区队人数很少，刘怀良活动很猖狂，使一区抗日工作很难开展。县委决定，一、二、七区联合行动，打击刘怀良的凶焰，使一区同刘怀良汉奸队打了一仗。当夜，一、七区区政府和一、二、七区区队，都驻在棘针园准备休整一下，第二天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三百余人出发“扫荡”，先头部队已到李开府(距棘针园二里路)。我们立即埋伏在棘针园村后，准备消灭敌人前哨一个骑兵班。预先命令，敌人不到村边不准开枪。可是敌人离我们还有五百多米时，有个分队长先开了枪，因目标已暴露，就下令齐射。正当我们追击敌人这个骑兵班时，敌后续部队已赶到，猛烈向我们反扑过来。我们在棘针园进行了坚决阻击，掩护区政府和群众撤退。由于敌众我寡，我们边打边撤，撤到薛庄，地形对我们比较有利，和敌人激战两小时，敌人向东退去。这一仗虽只毙伤敌四五人，但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也受到了县委和政府的表扬。
这段时间，黄河南岸六区形势也很紧张，侯集据点的敌人活动很猖狂，到处抓人，要粮要款，使我六区工作人员很难公开活动。县委决定：调县政府警卫连和七区区队联合打击侯集敌人，区长王村任指挥，我和警卫连王指导员任副指挥。一天拂晓，行军到杨府村宿营，一方面准备早饭，一方面叫战士休息。谁知我们的行动被侯集敌人发觉，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侦察员被敌人卡到后边没有回来，因此没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我紧急集合迎击敌人，我率领的七区队正好打敌人的中路。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四五次冲锋都被击退，从早晨一直激战快到中午，我手部负伤。这时敌人已从两侧向我们背后迂回包围，战士的子弹、手榴弹也打光了，决定撤退。我带领一个班掩护部队后撤，有个班长，还有司号员(可惜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打得很英勇，他们组成三人小组掩护我先撤，可是他们却没有撤下来，有一个同志牺牲，两位同志被俘，警卫连也牺牲了几个同志。敌人伤亡也很大，击毙敌特务队长以下二十余人。
六、粉碎日寇“九二七”“铁壁合围”
我伤愈后，于1942年2、3月份，组织上派我到专署干训班学习了三个月，6月初回到寿张县，县委决定派我到五区任区长。
9月26日，我到南李楼县政府汇报工作，晚上住在徐波屋里(徐当时任一科长)，第二天黎明被枪声惊醒。我们出村往西走，到棘针园村，敌机在空中盘旋，到了清水河，县政府的人员都来到了，情况十分严重。几架敌机低空侦察，不时进行扫射，成千上万的群众从东往西跑，也有的从北往南跑。县长郭少川同志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是敌人大“扫荡”，号召县区干部要掌握敌情，依靠群众，粉碎敌人大“扫荡”。会后，我准备返回五区，走到甘草堌堆村东，老百姓告诉我河东已尽是敌人了，老百姓纷纷往西往北跑，我又返回清水河，这时县政府已不知去向了(据以后知道他们往西往北方向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和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往西南走到小寇庄，看见西边有八路军，就跟着他们往西南跑，到了旧城，看到这些八路军没有武器，原来他们是陆军中学学员和南进支队的后方部队。这时四面已全是敌人，听到东面响起了枪炮声，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敌人打上了。我们赶紧往东跑，走到甘草堌堆一打听是曾思玉同志(当时任教三旅政委兼分区军政委书记)率主力部队四个连，打开一条生路胜利突围了，寿张县大队也随着突围出去了，我们赶到后，突破口又被敌人重新封锁，走不出去了。又回头往西走，从敌人空隙中穿过去，走到大堤以西的姜庄、孔庄，又沿堤西洼地向北，突破敌人两道封锁，天黑时回到南岳楼，才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日寇的这次大“扫荡”叫“铁壁合围”，出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十分凶残，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摧毁以濮、范、观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敌人的反革命企图被粉碎了，我主力部队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后胜利突围，抗日根据地经这次锻炼更加巩固了。
七、县委敌工部的建立及活动
日伪“九二七”大“扫荡”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上级的指示，县委决定成立敌工部，对外名称叫“县志编委会”。敌工部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和敌人内部，了解敌情，分化瓦解敌人，在敌伪人员中发展内线关系，建立革命力量，配合我军和抗日政府保卫和扩大解放区。敌工部长李哲，开始时，干事只我一人，后来增加到十几人。敌工部受县委和分区政治部双重领导，既是县委的敌工部又是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派到县的敌工站。领导人除李哲外，副站（部）长有戴德、杨朴民，干事有杨萃民、于峻峰、赵凤生（升）、路忠、曹信、刘玉山、岳振三、曹兰斋等人。1944年，杨朴民、戴德、李哲先后调走，杨萃民任副站（部）长。
敌工站人员深入敌占区，利用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分化瓦解敌伪军，教育伪军政人员改邪归正。军区敌工部印了一面是关公像、一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几个字的“抗日同心证”，发给和我方建立秘密联系的伪军政人员。敌工部在李哲、戴德同志直接领导下，作了大量的工作，寿张县十七个伪军中队内部，都有了我们的关系。
1943年6月昆张战役，我八路军主力一部和昆张支队，寿张、张秋、昆山等县大队，一夜拔除敌据点二十余处，伪军起义、投诚一千多人，我军无一伤亡。当时分区首长表扬了寿张、张秋、昆山等县的敌伪军工作。伪大队长沈广训还有点不服气的说：这不是八路军军事上的胜利，是他们耍政治手腕，我们的人上了当。其实这次战役，既是我党敌伪军政策的胜利，也是军事上的一大胜利，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威力，开展敌伪军工作也是困难的。
八、粉碎敌人的十·一二大“扫荡”
1943年10月12日，日寇华北派遣军及几个县的伪军，对冀鲁豫以濮、范、观为中心的根据地又进行一次大“扫荡”。半个月前，上级就得到敌人要“扫荡”的暗报，作了反“扫荡”的部署。县委敌工部也从敌人内部获得可靠情报，知道敌人这次“扫荡”主要是抢粮食，敌人准备了很多汽车，并向敌占区老百姓要大车准备抢粮。我们就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藏粮食。县敌工部的任务是及时掌握敌人情况和把一些年大体弱的干部、重要的伤病员及一些女同志，安置到敌占区“堡垒户”掩护起来。当时在寿张县活动的主力部队是老八团，10月11日，八团驻到大王集待机，分区要求我们要准确掌握敌人出动时间，及时报告八团。我派裴城寺的姜来聚同志住在后方的关系户家里。11日晚，王楼、后方住了很多敌人，12日拂晓，敌人已起床开饭，准备出动。这时姜来聚一路小跑来到我家，我立即跑到王集将这一情况报告八团团长齐丁根和参谋长王晓同志。八团立即出动，顺着临黄大堤往东北，从寿张和孙口中间，冲破敌人的封锁跳出外线。正当敌人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粮的时候，跳出外线的分区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东平县城。日伪军闻讯后惊慌撤退，这次“扫荡”很快被粉碎。由于情报及时，反“扫荡”周密，根据地损失不大。寿张县的伪军为了进一步“蚕食”我根据地，乘鬼子大“扫荡”之机，在侯庙、莲花池安了据点，分区主力部队从东平返回后，一夜将上述两个据点打掉，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九、对寿张城周围伪军、政人员的三次政治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