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梅阁
我1913生于寿张东纸房村，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四十多年来，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因能力有限，对革命的贡献不大。现在，因年迈患病，离职休养。
一、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革命进入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在我党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我于1938年9月，由刘峰等同志介绍，参加了共产党，被派到国民党县公安局做地下工作。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失陷。这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派兵进入冀鲁豫大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国民党军队弃守的地方，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武装，迅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日寇侵占寿张城，国民党军队弃城溃退，在观城辛庄遇到八路军东进支队，我领着公安局的二十八个人，把枪交给了八路军。不久，寿张县成立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政府派人来找我。在河东于楼村，我见到了县里秘书（后是县长）郭少川同志。他叫我到县委接上组织关系。当时县委书记是杨岗，组织部长是李哲，秘书是刘峰。很快，我被分配到抗日县政府二科工作。1941年初，组织上又调我到交通站工作。
冲破日寇的“九二七”“铁壁合围”
1942年春，县委副书记陈亚颀通知我到六区任区中队长。六区是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游击区，离鬼子据点小楼很近（小楼是伪寿、郓、范三县指挥部），形势非常险恶。那一年是日寇最疯狂的时候，也是抗日斗争最艰苦的一年。日寇对我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扫荡”，继冀中五·一大“扫荡”之后，9月份又对我寿张、范县一带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远距离奔袭、“铁壁合围”，这就是我县著名的“九二七”反“扫荡”。
9月27日前，日伪东面从济南、泰安，南从济宁、菏泽，西从安阳、濮阳，北从阳谷、寿张等地调动几万日伪军。27日拂晓，对我县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所到之处，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企图根本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摧毁人民的抗战信心。但是同敌人的愿望相反，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这只能激起人民更加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决心。当时我六区抗日政府和区中队，在沙岭村发现敌人。区中队有一百多名战士，只有二十五支钢枪，一支三八大盖（缴获日本人的），另外是土造步枪和大刀、长矛。发现敌情后，区长王村带人向西转移，我带区中队同鬼子拼杀一阵，向胡广屯撤去。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我军民都集中到旧城、甘草堌堆一带，在那里有曾思玉同志率领的部队和抗大分校的一千多名学生，还有寿张县的县大队。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曾思玉同志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下达突围的命令，由两个连组成的尖刀队在前面用机枪和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县大队和六区中队作后卫，掩护我军民强行突围。会后，各部队立即行动，我八路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开始用机枪，手榴弹，后来就拼刺刀，终于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冲了出去。
我们区中队随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但是我们的损失也很大，很多同志在突围中牺牲了，二百多名群众也被鬼子打死了，几个县的抗日政府遇到严重破坏。后来敌人又进行了多次“清剿”，但是我们已经有了经验，采用了化整为零、敌进我退的方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敌占区打鬼子据点，端敌人老窝，粉碎的了敌人的“清剿”。
武工队大显神威
敌人对我解放区进行残酷“扫荡”，同时，对游击区则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甚至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八路军深入活动。在敌占区，则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实行大编乡，建立伪组织，肃清抗日力量，以巩固占领区。因此，敌后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样艰苦复杂的条件下，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反“扫荡”斗争，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蚕食”、反“清乡”的英勇斗争。
在敌占区，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政策，我们建立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军队、政府、人民相结合的一元化组织，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1943年春，县委书记兼三支队政委李仲勋同志把我找去。他说：“根据上级指示，县里要成立武工队，由县锄奸小组（县委书记李仲勋，县长郭少川，公安局长赵新亭三人组成）直接领导。经县委研究决定调你担任武工队长”。李仲勋同志指出，武工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往来穿插敌后，分和自如，行踪不定，结合群众，对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使敌人的“治安区”永远不安。
开始，武工队由二十个精明能干的战士组成，其中有力大无穷的陶有才、勇敢善战的武继宗、行动敏捷的朱汉三。他们分别担任武工队三个班的班长。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掩护抗日领导干部，除掉罪大恶极的汉奸，发动群众，侦察敌情以及随时执行其他特殊任务。我们的口号是“谁坏打谁，要死的不要活的”。武工队活动在敌占区，做了许多使敌人闻之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的事情。下面谈谈其中的几次战斗行动。
击毙伪乡长张广平
张广平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伪乡长。他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抓了不少抗日干部和革命群众，民愤很大。县锄奸小组命令武工队马上除掉他，当时张广平住在鬼子据点附近的耿王楼村，我带了朱汉三、武继宗、王风西三个队员，连夜赶到那个村子，首先解决了敌人的岗哨，朱汉三跳过院墙，又轻轻的把大门打开了，我们到了张广平住的屋子门口，猛地把门踹开，进去就把他从炕上拉了下来，问清了他就是张广平，一枪结果了他。等鬼子打枪时我们已经跑出一里多路了。
花烛洞房掏特务
日寇为了对付我八路军武工队的活动，在小楼（鬼子据点）成立了一个特务队。他们抓走和杀死不少干部和群众，专门和我们作对，起了日本鬼子不能起的作用。锄奸小组命令一定要严惩这个特务组织。当时军分区武工队负责除掉特务队的队长，我县武工队负责除掉特务队里的一个姓王的班长。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特务班长最近要在于楼结婚时，就预先埋伏到那个村，他结婚的那天晚上，我带着几个武工队员闯进洞房把他抓走了。我们立即把他拉到黄河边上，审问完毕，就把这个血债累累的特务打死了。同时，那个特务队长也被军分区武工队干掉了。这样一来，把特务们都吓坏了。一听说武工队来了，吓得双腿直打哆嗦，连自行车也不会骑了。就这样，最坏的打死了，怕死的跑了，这个特务队在我们不断打击下，不久就垮了。
镇压汉奸李保存
李保存是辛庄一带的大汉奸，经常给日寇送情报，捕捉我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县锄奸小组决定除掉他。武工队接到命令后，由地下联络员辛寿亭带路从苗口村连夜赶到目的地。进村后翻墙进去，接近了李的卧室。正好，和他鬼混的一个女人听到动静后，开门出来看看，朱汉三用枪对准她，低声命令：“不准动。”我问她：“李保存在里面吗？”她回答：“在里面。”朱汉三等三人已经闯进屋里，把李保存从床底下抓了出来，我们带着他走到了野外，枪毙了这个特务。完成任务后，我们赶回苗口村时，苗口村还在演戏。我和二区区长王汝光，上台宣布了李保存被处决的消息，群众听了热烈拥护抗日政府的判决，对武工队除掉这个大汉奸拍手称快。
活捉贯匪老苗子
老苗子（姓符）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手下有一百多人，本人带三支枪。他勾结日寇，抢劫民财，杀害群众，与共产党作对，民愤很大。抗日政府多次警告他，他仍不悔改，顽固到底。县委决定抓住他，开群众大会公审，为民除害。武工队接到命令后，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夜里打进匪穴，消灭了老苗子的卫兵，活捉了这个惯匪头子。后来在清水河集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完毕，处决了老苗子，为民除了一害。
寿张县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敌后，勇敢顽强，机制灵活，惩处汉奸，发动群众，为抗战革命事业做了一些贡献。后来寿张县的武装力量都编入三支队（李仲勋同志是政委）。三支队是寿张最大的一支抗日力量，在同日伪的斗争中，立下了许多战功，深得人民拥护。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三支队”编入正规军，我也随部队离开了寿张县，转战冀鲁豫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又经历了四年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调到了北京。
附：岳（彩真）、李（士瑜）二同志：
你们邮来的材料都收到了，我看后作了一些修改。其中有的记得不很准确的部分删去了，有的查资料核实了一下。现抄写一份邮去，望查收。
孙梅阁
1982年12月27日
（1944年中共寿张县抗日敌后武工队成立。孙梅阁(上图左三)任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