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46年）
张敬斋
位于鲁东南的原寿张县，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复杂的地方。它西到范县，北至阳谷，东达东阿，南至黄河。出寿张城北门即是阳谷属地。属于寿张县辖的绝大部分村镇都在城南。又是一个常年遭受水灾的黄河滩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且交通又不方便，与其他县城相比是极为偏僻的，因此，寿张以南社会上比较混乱，小偷、小摸、土匪较多，这里成了土匪、大偷、大盗的秘密或公开的地盘。
我仅把从1937年至1946年八路军、游击队和人民政府活动的情况及发生的一些较大的事件大致地回顾一下，由于时间较长，也不可能详细、具体。
一、我记得在1937年日本人进关的那一年，因黄河水泛滥，金堤以南尽是一片汪洋，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1938年秋后，几股较大的土匪组织在寿张以南大肆抢掠，扩充自己的队伍。较大的土匪队伍有：袁寿山、于起水、张大脚三股，均有千人以上，轻、重武器都有，再加上宋哲元的两个连的败兵，号称“皮袄队”，闹的乌烟瘴气。相继而来，地主豪绅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号称九团，即民团），从现在的台前县陈楼，南至黄河，北至寿张城为界，又与黄河以东的十三团联合起来，足有几千人，以陈楼、黄那里、前后秦为中心，在陈楼村西头临黄堤扎的木寨，名为抵抗三大股土匪，实为拒我（后来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二、在1939年冬季，日本人占领了寿张县城后，八路军东进支队六八六团开到范县和寿张西南一带活动，在东进支队的支持下，成立了范（县）、朝（城）、阳（谷）小边区。同时，也成立了中共寿张县委（对外称政工室）。在这一段时间里，扩充队伍，发动群众、组织区队和秘密村模范班（即民兵班）、青抗先、农协。寿张以南变成了游击区。当时的县长、政委、公安局长不知是谁。
三、到1940年初，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朴民，政委高黎光，秘书郭少川，公安局长赵新亭，司法科长赵佩禹）、区队较为公开了。当时武装力量较强的是我公安保卫队，30余人，短枪班20余人和一、二、三、七四个区队，仅限于陈楼、前后秦、裴城寺以西，清水河、侯庙边花池等二、三十个村庄活动，这时，由我公安保卫组织群众，由村积极分子带领群众挖路，把各村的大路均挖成大沟，我们的部队和县政府、县大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进出村都从路沟里去。这样，小股敌人就不敢到根据地里来，而我们却能进能退。这年7月，伪寿张县汉奸队一百余人和一个班鬼子到张楼一带抢粮，被我们一个不到40人的二区一队击溃。
四、1941年，寿张县人民政府正式公开，大量活动打击地方伪顽和地方恶霸士绅。当时，杨朴民县长调走，秘书郭少川任县长（现在云南省工作），政委是高黎光，公安局长赵新亭，司法科长赵佩禹，下设八个区，黄河以北一、二、三、七四个区，黄河以南至梁山四、五、六、八四个区；一区区长陈永嘉（实为于清源，后叛变投递被处决），七区区长徐波，副区长王作亚，二区区长王作立（实为王鲁光）……各区有区队队员30余人，那时，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1）打击个别的顽固不化的欺压群众的恶霸、地主，对那些开明绅士、进步人士予以团结保护，大讲统一战线。政策是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有正义感的人士，团结广大群众，打击和孤立顽固不化者，“打进去，拉出来”。（2）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组织农协、模范班、青抗先、妇救会。公安工作除保证党的两大任务的完成外，还在群众中找关系，组织秘密锄奸团，了解土匪、恶霸和地主富农等人压迫人民群众的情况。
在这一年里还出现了这样几件大事：
（1）这年春天，个别的乡长投靠了敌人。而汉奸乡长张广平经常住在耿王楼钉子里，不断地向耿王楼钉子里汇报我根据地（农会、模范班等组织的情况及武器装备）的情况，耿王楼的汉奸不断地到我根据地起模范班的枪支，抓我农会干部。这年的2月间，张广平、赵连生（伪乡长）带领汉奸队在清水河抓去了农会会长乔××（后叛变），抗联干部王长明，起走模范班大枪七支。
（2）为了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我公安局对伪乡长采取了分化瓦解、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不化、进行政策教育等办法，把有名的四大乡长：近千亩地的大地主王孟孔、李孟兰、丁学进、杨广学抓获。把丁学进判刑十年，在王孟庄划地为牢，把王孟孔拿出的许多浮财散发给佃户、扛活的和其他群众。此后，我们对各乡的伪乡长、绅士地主、富农开展二五增佃、二五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教育后，除王孟孔拿出许多浮财和粮食外，好多地富对佃户减了租；对雇工增了资，给群众的高利贷减了息。
（3）这年的秋初，我一区区队副刘怀良（和区长于清源）武装叛变投敌，逮去了区长（副区长周跃西，被敌杀害）、区指导员司磊（被敌杀害），带去长短枪40多支（1959年刘怀良被抓获，归案服法，被执行枪决）。
（4）我公安局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采取杀一儆百、枪打出头鸟的办法。在这年的10月，夜间派出公安保卫队一个班，四名有胆量、能干的短枪队员，在耿王楼钉子底下，把伪乡长张广平就地正法、枪决了。此事对敌人震动很大，对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五、1942年春，日伪对我根据地恨之入骨，调来郓城县刘伯功（伪县长）的汉奸队二三百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抓人抢粮。在农历七月间，由伪寿张县县大队长沈广训带领三、四百名汉奸到寿张西南包围了纸王村（因敌探知我二区队住此，八路军七团两个连又当夜住此，后与敌人交战后撤出），敌遂占领纸王村。我公安短枪队员朱汉三因探敌情与地下党员王子玉被捕（后被我内线放回），还抓了许多青年到郓城，特别严重的是在9月间（农历八月十六），由日本人和汉奸队对寿张西南根据地特别是范县，进行“九二七”“铁壁合围”大“扫荡”，摧毁我一、三、七三个区队武装，我老部队几个连、一个干部学校师生及群众伤亡较大。日伪军并抓走青、壮年二、三百人，烧毁民房不计其数。县大队仅剩20余人，由县长郭少川带领，从红庙、满庄冲出敌人包围圈。
六、1943年，敌人除了零散的到根据地抓人抢粮以外，到了秋季农历九月间，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十·一二大“扫荡”，在连花池、侯庙安下两个钉子。因为对我根据地的基层组织、村积极分子、农会、青抗先、模范班的威胁及破坏性也很大，上级领导组织较大的武装力量拔除了这两个钉子（从安到拔不到一个月），恢复和安定了群众的情绪，增强了基层组织、积极分子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根据地逐渐巩固。
七、1944年春，3、4月间，我县开展了民主、民生斗争，首先由各村的积极分子带领农会斗争各村的顽固不化的地富，采用罚粮罚款的办法，分给农会、儿童团、模范班等团体。
公安的任务是：（1）建立健全锄奸组织，保护县区干部、农会人员及村积极分子的人身安全。（2）管押看守被斗的地富，强制他们拿出浮财和被农会罚的款、物等。（3）公安人员在这一年内，为了保护民主、民生斗争运动的大力开展及农会斗争的胜利果实不受损失，昼夜不停地到边沿地区和农村中了解被斗的地富、顽匪的动态，防止敌人搞暗杀破坏。（4）这年的秋天7月间，我人民政府在裴城寺（现归马楼公社）召开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伪寿张县汉奸大队长沈广训及日本新民会会长张瞎子（实名不详）。对沈、张二人由逮、管、押到处决，均有我公安局办理（因处游击状态，无固定监狱，管、押是十分困难的）。（5）这年的10月间，我们第一次解放了寿张县城，11月间又被敌占领（当时是我们主动放弃的），敌人占领寿张时间不长，我们又第二次解放寿张县城，此后再无反复。
八、1945年，我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由抗联干部带领农会，各村斗争各村的地富。这一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高潮，群众分的果实也比较多，又扩大了基层组织，如：农会、模范班、妇救会、锄奸团等组织，增强了干部群众必胜的信心。我们为搞好生产，又组织了变工队、互助组。就在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开展的好形势下，8月底，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大量的用飞机向东北运兵。这时，汉奸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县区武装和治安军，我根据地各村被斗的地富反坏分子蠢蠢欲动，有的公开活动，有的见过大批的飞机时，当着我村干、积极分子的面，讽刺地说：这是八路军的飞机吧!八路军把日本鬼子打败了，功劳不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地富暗喜，群众恐慌，村干、积极分子不知底。干、群、积极分子情绪有些低落，极个别的村干躺倒不干。情况复杂，农村较混乱，对敌斗争的任务比较艰巨，我上级党和县区领导分片召开了县区干部、坚强的村支部、党员、积极分子紧急会议，讲解了形势，布置了斗争任务。首先由县区公安干部和武委会（即现在的武装部）出头露面，带领模范班与村锄奸团在每个村召开三个会议：（1）召开地富反和伪人员家属会议，揭露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如果继续顽固不化的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2）召开基层组织、烈、军属会议，讲解大好形势，坚定胜利信心，要求对地富反坏坚决斗争到底。（3）召开一村或几个村为单位的由地富反坏分子参加的群众反奸反蒋诉苦大会，组织苦大仇深的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典型发言诉苦，群众自发的扎了草人（代表蒋介石）进行斗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了胜利信心扭转了局面。（4）2、3月间，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寿张县政府，董兴民（现梁山县董花园人）当上县长，下属五个武装中队。一中队队长高振列（台前县孙口人），二中队队长田道林（台前县打渔陈人），三中队队长朱继祥（打渔陈朱张人），四中队队长焦天元（打渔陈枣包楼人），五中队队长张胜元（打渔陈人）。其中田、朱、张经常在黄河以北活动，罪恶极大，这五人后被我处决。（5）阳谷解放后，我县公安局又搞了一个对敌伪人员、逃亡地主返乡回乡悔过登记。
九、1946年元月，对各村较大的或比较顽固的、财产较多的地富，搞了一个清抄浮财运动。上级的政策是：一大批准；九大照顾。一大批准是：清抄哪家，须经上级批准。九大照顾是：照顾烈、军属，照顾留够全家人全年的口粮（每人360市斤）；照顾开明绅士；照顾地富家的婚、丧、嫁、娶；对生产用的车辆、农具、牲畜照顾等九项。初秋（9月中旬），国民党新五军进攻到黄河以北范县，距我县仅25华里，上级指示我们作好沦陷的思想准备，并指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即不离原地），坚持斗争。我县区干部大部分转入地下，不能转入地下的组成武工队，领导决定武工队长由我担任，我公安干警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除外出活动的武工队外，每个公安干部的任务是一包四管，一包：分片包村，一个人包几个村。四管：管带领各村的模范班开展武装斗争；管组织教育好锄奸团，随时掌握地富反坏的活动情况，及时汇报；管好群众的转移工作（沧陷时），经常对地富反坏、土匪开会教育，其主要内容：不逃亡，不投敌，不破坏造谣，敌人来了不向敌人报告我区、村干、积极分子。如果向敌人报告了上述情况，敌人杀我们一只鸡，我们杀你们一头牛，敌人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杀你们全家。我内部掌握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者从宽，立功者折罪，立大功者受奖。
以上回忆既不具体又不系统，也不十分准确。特别是在重大事件时间上也有些颠倒，对我们有些干部，知名的可能不知情，知情的又可能不知真实姓名。有些重要的事情没能写进去。如：关门口会道门暴动，郭少川县长收地富武装九团枪支，武装特务田道林、朱继祥杀害朱那里我小区干部朱永昌、朱佃昌等。还有一些我们当时的县区领导干部没有写进去。如：县抗联主任田思文、高志启（于耀）、张要介、江海停等和各区公安助理员。其原因是：时间近40多年，难于回想。1942至1946年的一些事件，有些是我亲身经历，有些是听上级或同志们向上级汇报时得知。由于本人年过花甲，记忆力弱、文化程度低，从写的到各方面都有无形限制，仅能把一部分问题作一片断回忆，而又不太细致。因此，请知情领导同志批评指正，在有的问题上还请清除的领导同志予以补充更正。
（根据1983年11月25日原县委党史办公室采访张敬斋笔录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