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峻峰
一、1940年1月，我在寿张县七区任财经助理员，同年3月参加共产党。当时，区公所只有杨萃民、王子典同志和我三个共产党员，我们三个是一个小组。同时农村也发展一些党员，但有些很不纯洁，有的是地富子弟，甚至也有上层统治人物。1941年，崔影同志任七区区委书记时，清洗一部分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是时，敌我斗争很复杂，有日本鬼子汉奸，还有地方顽固势力。如一区和七区的部分乡村有一个“九团”，这是地富武装，不准抗日政府进入他们的范围。郭少川同志任寿张抗日县长，经多次交涉，他们同意供给养，但仍不准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进入他们的村庄。他们是亲国民党政府和汉奸的，给国民党的县长和汉奸都有来往，影响了我们的抗日工作，使我们不能在一区和七区的东部开展工作。1940年8月，郭县长邀请九团总团长和分团长在黄那里设宴开会，在会议期间，他们被八路军老四团包围，一网打尽。当夜我四团收了他们上千支长短枪。事后我七区区队又收了他们三、四十支长短枪，壮大了我们的区队。九团的副总团长和分团长被我政府枪决四个，其余罪恶不太大的教育释放。从此，寿张县抗日政府工作初步打开局面。
二、1941年寿张一区区长于清源因通敌，被我政府逮捕。于清源被逮捕后不几天，一区区队副刘怀良率领区武装投敌，并捕去了陈代区长（应为副区长周跃西）和指导员（区队指导员司磊），两位同志以后死活不明，大概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由于刘怀良的投敌，更加证实了于清源和刘怀良共同策划投敌的罪恶，专署决定予以严惩。8月份，在七区韩胡同召开万人大会，将于清源枪决。在这同时，宣布我任一区区长。我在大会上宣誓就职。当时，一区枪无一支，人无一员，无法开展工作，郭县长在县通信班借给我五个通讯员，帮助工作。刘怀良投敌后，被委任为伪一区区长兼中队长，他当时没有固定的据点，在一区打游击。由于他是陈楼人，在一区人地两熟，很猖獗。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我们晚上只能在前后秦以南找乡、村长布置工作，安排完工作后，还必需马上返回七区住宿。此后，七区区队分给一区两个班二十多人，区部也逐步健全。由于一区是敌战区，县委决定一区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统战工作，其次是征收公粮和田赋。当时上层人物的工作是不好做的，他们对共产党是敬而远之，处处应付，貌合神离。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县政府配合支持，逐渐团结了一部分上层士绅，他们认为区长够朋友，在地方上说了一些好话，大部分上层人物相信了区政府。由于统战工作做的比较好，乡村干部和上层人物也起了不少作用，征收任务完成的比较好。1942至1943年，寿张县八个区，一区征收任务完成居第三位。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有县委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1942年，区队壮大到四五十人，在张胡同一带可以住宿，但不能超过两天，否则就要受到刘怀良的袭击，仍以七区作根据地，经常住七区或二区。
三、1943年10月，调我到寿张敌工站工作，受双层领导。党内受寿张县委领导，业务上受第二军分区敌工科领导。当时我分工负责争取瓦解寿张以南蔡楼以北沿公路线的敌人。开始由于敌强我弱，工作比较困难，第一是敌人不怕我们，第二是不相信我们，所以中队长以上的伪军不愿意给我们接头。到1944年春，形势好转，我分区主力部队不断打胜仗，分区武工队和县公安局不断镇压罪大恶极的敌人，致使敌人非常恐慌，他们都怕镇压，想留后路，小队长以上的伪军，大部分愿意给我们敌工人员接头，接受教育。当时凡给我们有关系的伪军，都发给他一个抗日同情证，证上印有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像。他们以此证作为护身符，从此就不怕我们的部队啦，愿意接受我们分配给他的任务，并保证与我军打仗时，枪口朝天。1944年冬，二军分区曾思玉司令员交给我致寿张伪军中队长以上的每人一封信，信是以军区杨勇司令员名字写的，主要内容宣传共产党必胜、日寇汉奸必败的形势，动员他们早日弃暗投明。曾司令指示当晚一定给地下关系，明天一开城门，就由关系人员交给伪军。我奉命于当晚下午一点到寿张北关找着岳修礼同志，当时他们身份是伪村长，天明开城门后他即将信交给各伪军中队长。但是他未出城时，县城就被我军团团包围。中午我在西关找到曾司令，向他报告信已送去，可是关系未能出城。曾司令说，不要紧，一会就出来啦。我问什么时间攻城。他说三点钟。我说哪个团来的。司令说七、八、九团都来了。我说小队长以上的大部分都与我们有关系，已经说好一打他们就交枪，用不着三个团。司令说，死虎当活虎打，一个团攻城，两个团准备打援。三点钟开始攻击，只用十五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军无一伤亡，主要是伪军没有抵抗，至此寿张县全部解放，沈广训早就逃跑到阳谷。
（根据1982年9月12日原县委党史办工作人员采访笔录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