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祥
工厂里的斗争
我出生在一个饥寒交迫的贫农家庭里。在我从七岁到十四岁的求学时期，正是外寇欺凌、军阀混战，蒋介石叛变革命，人民武装奋起的动荡年代。在学校里也曾听老师讲列宁的故事，也曾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游行示威。但因那时年龄较小，仅是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心怀气愤，却无能为力。
1934年，我在城镇完小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再升学深造。为了找碗饭吃，被迫到民生工厂去学徒。那时的工厂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办的。从厂长到技师，都是残酷剥削工人的吸血鬼，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我们学徒工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吃的却是黑窝窝，蘸盐水，个个瘦的皮包骨头，每天还要挨打受骂。寒冬腊月要砸开冰凌去洗线子，把手都冻成冻疮。三伏天谁要得罪了厂长，就叫你跑在太阳底下晒。名义上是“民生”工厂，实际上是人间地狱。
崔朝仑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的哥哥朝昆(烈士)，是八乡师的进步学生。每当假日我找朝仑去玩的时侯，他总是问我工厂的情况。我向他谈了厂里受苦的情况后，他就教育我要起来斗争，要争取自己管理伙食，改善工人生活。并向我介绍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情况，他说：“不斗争，就不能生存。”
受到他的启发教育后，我回到工厂里，在学徒工之间进行活动，取得了满清济等师兄弟的支持。我便代表学徒工去找厂长，要求自己管理伙食。厂长不同意，并对我们进行威胁说：“你们自己管伙食赔了要从家里拿!”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厂长才勉强将伙食管理交了出来，我们的斗争胜利了。经过一个月的试验，我们由每顿吃黑窝窝，改为吃花卷，由蘸盐水，改为早晚吃咸菜，中午吃熟菜。月底结帐，节余的伙食费，每人买了一套洗刷用具。政治上的胜利，带来了经济上的硕果。广大学徒思想明朗了，认识到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斗争。从此，我们团结的更紧了，我与朝昆同志的关系也更密切了。为了反抗厂长、技师残酷虐待学徒，我团结教育了最受虐待的徒工丁父宪进行反抗，并教育大家进行声援。有一次，技师用木棒痛打丁父宪时，被丁夺木棒，反击技师，我们鼓掌声援，结果技师灰溜溜地走了。另外，我们还用小字报的形式，贴到街上痛骂厂长、技师。不断取得的胜利，使徒工们的斗争志气越来越旺。这是我党在工厂里撒下的革命的种子，也是受党的启发教育的开始。
就在这一年，八乡师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福昌同志被捕，数名同志逃走。而我们这些学徒工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认为要想生存下去，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是唯一出路。
争夺青年 争当先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溃兵纷纷南逃，民生工厂随之倒闭。在我鲁西北地下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下，国民党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任命管大同(共产党员)到寿张任县长。为了改造乡一级政权，管大同同志举办了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爱国青年，经过训练，派往各乡。我投入这一训练班学习，这是我接受党的理论和基本知识教育的开始。该班由大同同志负责领导，教师有于笑虹、林梦身、姜渭扬、张毅、许法、孙兴诗、王幼平等同志，多数是共产党员。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发展史》、《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每天学唱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结业后，我即由李建民同志介绍，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管大同被迫调走，（山东省政府）又派来冯谦光(国民党员)任寿张县长。冯来后，即对进步势力进行镇压。我们民先队正在广大青年中积极发展，准备公开活动的时侯，冯在一次朝会上讲：“我不管你民先民后，民左民右，逮住一律杀头!”他的镇压，并未使我们后退。我们采取了公开发起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团，在团内发展民先队的办法，积极发展青救团，与国民党反动派发展三青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当时任民先队一区负责人、青救团县团委委员。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民先队为骨干，以青救团为先锋，通过写标语、演剧、街头唱歌宣传等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打击汉奸和托匪亲日派的嚣张气焰。
唇枪笔剑，针锋相对
为了深入发展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地下党组织出版了《抗敌日报》。徐波同志负责编辑，赵强同志负责刻板，有时整稿。当时我已入党，根据党的指示，就负责印发工作。该报除报道战事消息外，主要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打击“亡国论”，批判“速胜论”，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活动发表社论，揭露并予以抨击之。与国民党举办的《动员日报》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国民党宣传“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们则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破坏国共合作便是汉奸”。笔战在不停地进行，但我们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笔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县长冯谦光亲下手谕，勒令两报立即停止笔战，否则，即令停刊。我们没听，冯又二下手谕，勒令《抗敌日报》与《动员日报》合并，企图吃掉我报。我们仍未听从，一直坚持到1939年6月日寇侵占寿张县城。
除了通过报纸进行舆论斗争外，还利用公开的会议场合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有一次在文庙召开群众大会，我地下党组织事先与驻东关的三支队党教导员王化亭联系，联合行动，反击国民党的反宣传。会议开始，王化亭同志讲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姜呜谦上台反驳说：“没有什么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我们当即高呼：“破坏国共合作便是汉奸”、“打倒汉奸托匪亲日派”等口号，弄得姜灰溜溜地滚下台来，他们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的抗日决心有了进一步的巩固，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暴露。我东进支队第一团（团长杨勇驻河南宁阳郭村)派于焕文、苏怀智到侯庙一带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二区逮捕，送交冯谦光，冯计划次日将二人活埋。我地下党随即以阎代哲同志的药房为担保，将于、苏二同志营救出狱，返回部队。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于1939年6月25日侵占寿张县城。我城内所有党员均撤出城外，在城区附近农村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同年8月，抗日政府建立后，为了充实加强政权力量，一部分同志被调往河南参加政权工作。余下党员在张传伦、罗秀伦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后来，敌人日益猖獗，出城“扫荡”、安钉子，“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并对其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打入之”的指示精神，上级曾数次指示动员部分坚定的党员打入伪组织内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组织研究并动员本人同意后，先后指派王玉振、曹华亭、张传义等同志和我打入伪组织内部，进行秘密活动。除经常注意搜集敌伪军政情报外，我在财伪委会利用敌人油印机秘密印发抗日传单，一般是头一天夜间印好，次日夜间散发。有一次传单内容较短，印完还没散戏，我即当夜散发了。次日早，敌人发现了传单，便四门落锁查户口，并到机关检查油印机。因我事先有准备，敌人虽反复检查，但未发现痕迹。上级党委(敌工部)听到后，让我停止在城内印发，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改为从城外往里带，也遇到不少危险。1943年新年前，为了向日寇开展政治攻势，上级党运来一批日文宣传品(有《延安日人工农学院介绍》，还有连环画等三个慰问袋)，通知我到李美韶联络站接取，带入城内，散发到日寇司令部中去。我带到北门，城门敌伪加岗，严加盘查，差一点被查出，十分危险。后趁黑夜与王玉振同志配合，将这些宣传品散发到日寇司令部里。这些宣传品都是“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人民解放联盟”印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阅，被日寇头目发现，有四名鬼子被逮走。但反战情绪却在鬼子中间日益增长。此外，我们还凑敌人集会和放电影之机散发传单，闹得敌人惶惶不安。
抓武装，顺利解放县城
在日寇的豢养下，寿张伪军由一个中队发展到十三个中队。为了掌握伪军武装，我们按照上级发展“抗日同情关系”的办法，对不真心当汉奸而又同情抗日的伪军人员，发给“抗日同情证”(上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字句，画有关公像和一颗红心)，持此证者被俘时可受优待，我们可布置他们任务，叫他们去完成，考验他们。我们在伪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并指派曹华亭同志打入伪军二中队任小队长。每周我亲自到他队布置任务，听取汇报。经过我们的活动，十三个伪中队有九个中队有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一、二、四、五、六、十三等中队。
为了配合解放县城，上级布置我党组织绘制敌人兵力布防图。我接受任务后，进行了一周的调查，并参阅了日本军用地图，绘制成功，交出转报上级。
因伪二中队守西门，我地下党员曹华亭在此中队，所以确定从西门主攻。东门是伪四中队，南门是伪二中队，北门是伪一中队，十三中队在周庄，都有我们的关系，事先都给他们进行了安排。十三中队在队长史永健的率领下全部起义。所以，解放寿张城仅用了一两个小时，即全部结束战斗。我军无伤亡，只是地下党员曹华亭同志（被流弹击中）牺牲了。
赵熙祥(1921～1983)，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人。l938年，受山东省立寿张八乡师共产党员的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寿张县抗日救亡先锋队，曾在“国统区”创办《抗敌日报》，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纲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寿张沦陷后，他转入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为寿张县的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赵熙祥调中共寿张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继续为党工作。后从事教育事业。历任中心校长，寿张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员，台前教育局副局长等职。1983年4月30日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