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祥
1939年6月，日寇侵占寿张后，国民党特务分子也相继混入城内。我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内，积极展开了艰苦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直至1944年12月县城解放。在这五年中，我们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冲破了一道道难关。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我们的远大理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因时间已经过去三四十年，有些具体问题记不清楚，现仅就回忆起来的部分情况，以“一次决策性的会议”、“三个领导核心的决斗”等十五个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写出，供编写我县党史时参考。
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1939年8月，我抗日政权在黄河南建立后，寿张县委决定从黄河北地下党员中调出一批骨干，充实加强政权机构。工委书记阎龙光同志在姜岗村召开工委调整充实会议。会上明确了张传伦、罗秀伦两同志任正副书记。赵熙祥、姚义元、陈永嘉任委员。负责黄河北敌占区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继续在敌区坚持地下斗争。
工委调整充实之际，日寇大兵压境，伪军土匪四出骚扰，群众恐慌万状；部分党员迁居农村，联系暂时中断；“亡国论”甚嚣尘上。如何组织敌区党员，深入发动群众，勇敢地点燃起抗日烈火，打开敌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将是对工委领导同志的一场严峻考验。为此，我们在寿张东关一个党员同志的家里，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上级党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研究了在这新的形势下，每个党员应以何种职业为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的问题。会议明确了中心任务是，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通过口头、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战场的胜利消息，揭露敌伪的残暴罪行，以激发和提高敌区群众的抗日信心；确定陈永嘉、曹华亭等同志以伪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其他同志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必需时再伺机打入，分别安排到城内及附近农村做党的秘密工作。会后，除工委几个主要成员外，其他同志均变为单线联系。通过这次会议，使广大党员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为在敌区开展地下斗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个领导核心的决斗
1939年6月，日寇侵占寿张后，广大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敌伪军四出骚扰，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日寇为了实现其长期统治寿张，进而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先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组织了“维持会”，为其催收给养，以维持其生命。后又成立了伪“寿张县公署”，由伪山东省长唐仰社派李兴明任县知事，下设秘书、司法、财政、教育、建设、宣传等科，以及金库、看守所、警察所、新民会等机构。还组成了伪山东省警备队县保安队。在日寇顾问的监督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始实行对敌占区人民的血腥统治。
同年8月1日，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黄河南建立。杨朴民同志任县长，下设司法、财政、教育、建设等科。全县辖8个区。军事方面，有独立营、各区区队。在中共寿张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广大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
同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又派吴寿祺到寿张任县长。因寿张县城已被日寇占领，黄河南岸又有我抗日政权，他只好在西影唐村，秘密召集了一批土豪劣绅、兵痞，宣誓就职。因此村距城太近，不好隐蔽，又转到西南乡何庄一带，在袁寿山的武装保护下进行秘密活动。其打着抗日的招牌，实现其反共的目的。不几个月，即撤到西南，被消灭在清丰仙庄一带。
这样，当时在寿张境内，就形成了三足鼎力的三个政权。一是爱国的，一是反共的，一是卖国的。就是这三个不同性质的领导核心，分别指挥着敌区各个领域的斗争。
寿张县城是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日伪统治的大本营。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除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外，斗争的焦点必须集中到县城。这一点，不仅我党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意识到了。因此，在我地下党组织派人打入伪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分子也混入城内。我地下党员都采取交朋友的方式，进行革命活动。以姜鸣谦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组织，也布置其党羽混入伪组织，配合日寇汉奸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又派周冠生来寿张，组织保甲指导部，发展武装；派特务姚传斌给伪大队长沈迪生带来委任状，借以掌握伪保安队。他们还派人打入伪教育界，发展三青团和复兴社，并动员敌区青年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他们利用群众中的“正统”观念，在伪机关中组织“曲线救国会”。我地下党组织则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方面在伪机关和伪军队中发展抗日同情关系。在当时，我党的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再加一部分群众的“正统”观念，所以，开展活动是比较吃力的。但有利条件是，广大群众都有一颗爱国的心，不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他们又不断听到我八路军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卖国政策。他们在两条路线的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了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慢慢地有些人由倾向国民党反动派，逐渐转向了我们一边，这就为我地下党在敌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敌伪军警宪人员，经常在侦察我们的行动，想法搜捕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又采取“借刀杀人”和“正统”软化的办法来围攻我们。所以斗争是艰苦的、复杂的。但我们地下党组织在不断研究新情况、采取新策略的情况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直至坚持到县城解放。
保甲制度与“良民证”
伪政权建立后，他们为了严格控制敌区群众的活动，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法。即一人与共产党有联系，本甲内其他户也要受到连坐罪。为了推行这一制度，凡敌区群众不分男女，人人必须领取“良民证”。上面贴有相片，注明籍贯、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并按有指印。要经常带在身边，以备检查。特别是出入城，更要严格审查。这样一来，抗日军政人员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除在抗日根据地可以自由活动外，到游击区活动就很危险，深入敌区更是困难。
为了打破敌人的这一阴谋，便利我敌工干部的活动，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给我敌工干部从伪警察所内制出假“良民证”。上面既有相片，也有钢印及伪警察所的专章。看上去没有丝毫漏洞，而实际上姓名、住址都是假的。我们的敌工干部可以在敌区自由出入，只要不带枪支、文件，进城也无危险。当时，李建民同志不断进城活动，杨萃民同志也经常出入在县城附近。敌工部长李哲也曾在我地下党员的陪同下，到前三里村陈永嘉同志那里去过。这样，敌人认为控制十分严密的措施，实际上只能控制一般群众，控制不住我敌工干部和地下党员。另外，通过我们的工作，真心向敌、假心向我的伪人员逐渐减少，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的伪人员日益增多。伪区长、伪乡长大部分都掩护过我们的干部。每到敌人大举“扫荡”时，我们的干部都分散隐蔽到敌占区。伪一区区长王风峨曾掩护过张秋抗日县长柏洁民，伪影唐乡长马绪方曾掩护过我敌工干部戴德。大地主、士绅蔡如清也掩护过我敌工部长李哲，并为其完成收集情报的任务。，敌人视为铜墙铁壁的保甲制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新民”、“曲线”与交心
伪政权的思想核心是新民主义，名曰“新民”实则复古，在思想上倒退到封建主义。他们崇孔子，尚儒教。口号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建设王道乐土”等，大力宣传卖国投降主义。他们通过“宣抚班”、“新民会”、“宣传科”，进行卖国投降、歌颂日寇的奴化宣传，借以迷惑群众，瓦解群众的抗日决心与信心。
国民党反动派则利用群众中的“正统观念”，大力宣传“八路军破枪破炮打不胜仗”、“日本鬼子撑不长”、“八路军成不了旗号”、“到后来还是老中央（指国民党）的天下”等等，迷惑群众，争取群众。他们还在伪军政机关中组织发展“曲线救国会”，提出只要心向国民党，听国民党的话，现在披汉奸皮也不要紧，鬼子一投降，摇身一变就是“国军”。他们还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动员一批青年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防止他们走革命道路。
针对敌伪顽的阴谋诡计，我们则大力宣传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在国际上宣传中苏美英法民主阵营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阵营的战绩，在国内则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伪军的胜利消息，揭露日寇实行“以华治华”、“三光政策”的残酷暴行，以激发群众的爱国心，提高其抗日的信心。并通过交朋友的方式，亲串亲、邻串邻、心交心的办法，教育伪人员，争取伪人员，使他们由真心向敌，变为真心向我。不少人听到了八路军抗战的胜利消息，见到了我们的宣传品，以及伪报纸上登载的国民党将领连续投敌的消息，“正统观念”也逐渐淡薄，意识到国民党是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所以，群众中的“恐日病”逐渐转化为抗日决心。
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斗争
日伪政权为了投靠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中大力宣扬其卖国政策，在文化教育战线中也大力灌输卖国投降的思想毒素。在“新民课本”中，宣扬奴化教育，什么“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反共防共”等，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并歌颂曾国藩、李鸿章、吴三桂等卖国投降派，还大讲“共产党不爱同胞、不爱乡、不讲人情”，而标榜他们是重人情，忠君、爱国、孝悌、忠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卖国奴化教育。
国民党反动派混入伪教育界的人员，则在课本以外再加些反共的文章，以迷惑青年。他们混入伪机关的人员还专门登台演剧，大唱《四郎探母》，歌颂卖国投降派。我们则通过关系让剧团演《汤怀自刎》，歌颂民族英雄岳飞。
为了与他们进行斗争，我们指派地下工作者打入伪学校，在伪教材之外，有计划地补讲鲁迅的文章及岳飞抗金故事，秘密宣传抗日，揭露伪顽的卖国投降主义，教育学生热爱祖国，使一些青少年学生迷途知返。
“委任状”、“抗日同情证”
伪寿张县保安大队长沈迪生投敌后，开始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他曾派人与我抗日政府写过信，表白自己当汉奸是为生活所迫，后来要伺机反正，求得我抗日政府谅解。所以，在日寇侵占寿张的初期，沈迪生还是动摇的，其对敌占区的群众迫害，还没达到十分残忍的程度。自国民党派遣特务姚传斌给其带来“委任状”（国民党委其当团长）后，沈迪生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找到靠山，自己虽披着汉奸皮，实际上已成了国民党军官。他的反共思想日益滋长，出发“扫荡”的次数也多了，手段也较前毒辣。以姚传斌为首的特务分子通过沈大鼻子（沈广训）将手伸向各个伪中队，企图将这些伪军秘密地变成所谓“国军”。
针对这一种情况，我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研究，确定国民党反动派抓上层、我们抓中下层的策略，积极在中、小队长和班长、士兵中发展抗日同情关系；通过亲友同学等关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并发给他们“抗日同情证”（持此证者，出城如被俘，可享受我抗日军政机关的优待）。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促进了抗日同情者的发展，从伪县公署、警察所到各中队都有了我们的抗日同情关系。这样，使伪军头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入十分被动局面。也为1944年我们顺利解放县城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济上的控制与反控制
日伪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除军事上进攻，政治上分化外，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严禁煤油、食盐、火柴、棉花、药品以及油墨、蜡纸等印刷用品流入抗日根据地，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抗日军民。在敌占区他们则实行配给制，煤油、火柴、食盐按户口每月到新民会去领，群众意见很大。他们以为这样就可控制以上所谓禁运品出城、扼杀抗日军民了。
为了支援抗日根据地，我们通过抗日同情者和假心向敌、真心向我的伪乡保长，搞出部分煤油、火柴、食盐及油墨、蜡纸等，秘密运入抗日根据地，解决抗日军民急需。此外，我们还采取中途截击办法，截获一批物资，补充我们的不足。同时，我们自力更生，没有煤油点豆油，没有大盐吃小盐，没有火柴用火镰打火，没有白粉，连纸就用毛头纸等办法，战胜了困难。由于我们采取了以上办法，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也被我们打破了。
我们还以敌人的经济控制敌人的活动。除根据地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使敌伪军抢不到粮食外，我打入伪组织的同志还利用伪财委会的权力，控制敌伪军。敌伪军兵工厂造手榴弹，其所需经费，均由伪财委会供给。为了控制他们，使他们无钱购买原料，无法造手榴弹，地下党员赵熙祥同志经常以无款为借口，严格控制他们，使他们仅能维持生活，无法造武器，结果被迫停产，这就间接地支援了抗日军民。
伪县知事王达，贪污受贿，搜刮民财。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开明士绅闫鼎九先生，发动地方士绅与他算账。并由新任伪县知事牛石生将其扣留，后随看守他的伪警官一块逃走，贪污之款未能带去。
形存实亡的堡垒政策
日伪军在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又开始推行堡垒政策，逐步扩大其控制区，“蚕食”抗日根据地。他们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大筑碉堡，设据点，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先后在张楼、三官庙、张秋、孙口、侯庙、莲花池、王楼、小吴、程坊、梁山等地安上“钉子”，每个碉堡驻有一班日寇和一中队（或十队）伪军。他们以此为据点，控制交通要道，袭击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伪每次出发，都要从敌区群众中要大车几十辆，跟随其到游击区或抗日根据地抢粮。短距离的突袭经常不断，中型的“扫荡”每年要有二三次，大规模的“扫荡”有1942年的“九二七”合围和1943年的十一·二两次“扫荡”。这两次“扫荡”，日伪军纠集兵力较多，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战术，从四面八方对根据地进行极其残酷的“扫荡”，群众被杀、被俘数百人。有的被俘后押到东北当劳工被迫害致死，村庄被烧，财物被抢掠一空。他们企图把抗日根据地造成无人区。
为了反击敌人的“扫荡”，粉碎其“蚕食”政策，我们在地方主力部队与各区队、民兵的配合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术，于1941年秋开始，先后拔掉张楼、侯庙、莲花池等敌伪据点。在张楼俘获伪二区区长甄鸿勋及伪兵四十余人，击毙伪中队长以下二十余人，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抗日精神。此外，还采取小型出击战术，打击外出抢粮的小股伪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完马上撤离，等大股日伪军赶来时，我们的部队已无影无踪。抗日军民夜间扰敌伪据点，割电线，破坏封锁墙、封锁沟。敌伪白天又抓群众强迫去修复。就这样，扒了修，修了扒，接连不断，形成相持胶着状态。至1944年秋，除张秋、王楼、小吴、梁山几个据点外，其余据点都被迫撤退或被拔除。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为了使敌人的碉堡失去其应有作用，我们有计划地把抗日同情者派到各据点中去，对俘虏的伪军，教育后再释放回去。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他们变积极主动出击为消极应付。白天抗日干部、敌工人员出入在据点附近，无人过问。夜间我部队通过堡垒附近封锁沟，伪军假装不知。这样，就便利了我抗日武装的活动，以伺机打击敌人。每次大“扫荡”前，我们都及时将情报送出，使我抗日军民有所准备。日伪军作战的特点是拂晓攻击。傍晚四门落锁，不使任何人出进。我们则通过伪军关系，以给病人送药把为名，把姚义元同志从城墙上用绳放下去，准时将情报送到目的地。就这样，敌人视为铜墙铁壁的碉堡，实际上形存实亡了。
伪顽施阴谋 党员陷囹圄
根据我地下工委的统一部署，曹华亭同志被派到城西马庙伪小学任教员，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他在该村积极宣传抗日，经常接受任务，汇报工作，与工委保持密切联系。时间长了，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派入伪教育界的特务分子的怀疑。他们借曹华亭同志到城内买课本之机，通过一个伪班长向伪警察所密告。伪军以“通八路”的罪名，将华亭同志逮捕，押在日寇宪兵队。敌人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而搜捕我地下工作者。华亭同志被捕后，我地下工委曾派赵熙祥同志到日寇宪兵队去探望（以看开明士绅闫鼎九为名），除给他送食物外，并教育他要坚强，要经得起考验。华亭同志听党的话，立场坚定。日寇对其施酷刑，先后灌凉水四次，假枪毙三次，他始终没有暴露个人身份，更没有危害党组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经过我地下党组织营救，敌人将华亭同志释放出狱。出狱后，我工委成员前往慰问。经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决定派他打入伪五中队抓武装。他服从党的决议，在伪军中积极开展活动。直至1944年县城解放，为国捐躯。这是在日伪统治的中心，国民党特务分子对我地下党员采取借刀杀人手段的一个具体事例。
利用会道门侦察情况开展抗日活动
日寇侵占寿张后，他们利用各反动会道门，宣传封建迷信、“王道乐士”，迷惑群众为其军国主义效劳。先后组成的有安清道义会、一贯道、天主教、基督教、圣贤道等。活动最猖獗的是安清道义会，他们拜师收徒，大力扩展势力。一些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为敌人侦察抗日军民地活动情报，大都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
根据这一情况，我地下工委研究对策，确定派朱继海等同志打入伪安清道义会。通过他们的活动，利用会友的关系，了解敌伪的动向。因汉奸大队长沈迪生是该会辈次较高的成员，所以通过到他家去拜望，可以看到所接触的人及其活动。他的势力发展到每个中队，入了会就可以到各中队以找会友为名，侦察些情况，向我抗日政府汇报。
会道门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国民党特务分子周冠生（所谓周委员）也是安清道义会成员。他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组织了一部分武装，名曰保甲指导部下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大。伪大队长沈迪生看到这一情况，恐怕影响自己，就将周冠生的部队集中到校场，收缴了武器，并将其士兵关押起来，使周冠生成了光杆司令。我们派入伪保甲指导部的抗日同情关系也被迫撤出。
粉碎敌人的“防疫”阴谋
日寇盘踞寿张后，除经常带领伪军深入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外，还以“防疫”为名，严格检查群众，配合其保甲制度，巩固其后方。他们以预防“虎烈拉”（霍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