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福全
建立张秋独立营前后
1939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各地，一些不甘奴役的热血青年，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年秋后，杨朝炳(台前县打渔陈镇王堂村人)在上级的领导下，办起抗日三区民运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训抗日骨干，时间两个月。毕业后，还剩十余人，其他人员都各自回单位开展抗日斗争。这时杨朝炳同我商量：“张秋成立了寿、阳、阿三县联合办事处，还准备建县拉队伍，咱们一块去吧!”我同意后，我们离开三区到了张秋，根据上级的部署，积极开展了部队的筹建工作。不久，三县联合自卫大队成立。杨朝炳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文书。此后，我们便着手扩充队伍。由于队伍成立不久，既没经过正规训练，又无战斗经验，在打三官庙(今属台前县打渔陈乡)钉子时，未能攻下。
1940年的一天，县大队同敌人遭遇，由于敌强我弱，被迫退到霍庄(今属台前县夹河乡)。因形势恶化，大队不宜再公开活动。按照上级指示，队员们藏起了枪支，换上便衣，转入了秘密游击活动。同年，队伍发展到两个连。
1941年6月，县大队改编为张秋独立营，杨朝炳同志任营长，高峰(八团民运股长)任教导员。一连连长袁玉奇，指导员张奇(地区派来)，二连连长田红臣，指导员暂缺。
1941年初，一连连长袁玉奇(原抗日三区区队副)带一个连去割寿张东门到三官庙的电线，完成任务点兵时，发现一个班叛变投敌(班长是三官庙人)，这一事件的发生，对战士的情绪影响很大。
5月，高峰调走，王教导员(分区派来)来接替。同时派来营副袁红方，指导员吴××。张奇因未被提拔，有些情绪，6月份和我同赴抗大二分校学习，同年底毕业。因高峰给分区司令员刘志远、政委石新安写信，把我要回，分配到四分区工作。
杨朝炳曾告诉我说，我走后，又扩建了一个连。但因队伍成份复杂，思想教育未跟上，加上形势紧张，一连连长袁玉奇(其胞兄袁玉章是土匪头，后被张秋县政府镇压)带队叛变。随后，二连排长杨玉军、王春山也带领全连人马投敌(连长田红臣未叛)。这两次恶性事件的发生，不但影响了士气，还在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为防不测，经研究，由七、八团将剩余俩连战士的枪支全部缴下。县独立营整顿后，将两连合为一连，改名为县基干大队。同时，调走王教导员和袁营副，高峰同志也调走，随之派来凌林同志任大队副。
1942年8月，将张秋县警卫连划归基干大队，编为第一连，魏茂田同志任连长，原连编为第二连，崔凤翔同志任副指导员(没有正连长和正指导员)，我任文化干事。
城 坡 突 围
1942年9月22日左右，探悉敌人有大的行动，我们奉军分区命令，靠拢到叠路头(今山东省阳谷县的一个村)。9月27日拂晓，派出两名侦察员，返回一个报告说，西面发现敌人。后来知道，另一名侦察员在张坝(今属山东省阳谷县)被捕。根据当时形势，经大队部研究决定，从城坡、花园西、空石村东(三村现属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过金堤向南将队伍拉出去。刚上金堤，顶头遇上敌人，上边还有敌机盘旋轰炸。大队只好又撤回原地，而分区二连从空石西南经激战突出了包围圈。为了摆脱敌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经过分析研究，决定从张秋北、金斗营向东突围。刚到翟庄又遭到东来敌人的截击(张秋、斗营、翟庄现属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根据敌情，大队命令所有人员全部轻装，集中兵力、火力，猛攻激战，越过金堤向南突出了包围，到达了侯庄(今属台前县吴坝乡）。派田尚升到南路侦察，回来报告南面发现敌人，于是，大队又往东走，到朱庄(今属台前县吴坝乡)，又被敌机发现扫射轰炸。于是，大队决定过黄河(当时河中无水)，
再往东拉。刚到河东，侦察员又报前面发现敌人。经过分析，认为敌人使用的是“铁壁合围”战术。这时队伍已被打乱，经整顿后，下定决心，从敌人薄弱的地方突出包围圈。经观察，东北旗多，断定敌兵必多，东南方旗帜较少，可能是敌人较薄弱的地方，随之便向南突围，钻到岱庙(今属山东省梁山县)西南的玉米地里，趴在地下，观察形势。忽然从背后上来一个汉奸，我急中生智说：“俺是从岱庙出来截八路军的。”他接着说：“县基干大队在空石南堤上被打垮啦!”为防其怀疑，我们给了他几个包袱，准备天完全黑下来，再把他干掉。
时间一长，这家伙可能看出了我们的破绽，便偷偷地溜走，但没走多远，便被我们发觉，把他打死。我们不敢久停，趁着月色，又重新返回了河西。到孙庄（今属台前县夹河乡)找了顿饭吃，还打听到敌人都集中在张广村(今属台前县夹河乡)，为不被敌发现，我们又向西插，到了大田楼(今属台前县打渔陈乡)，我们商量，决定分散隐藏，以待时机。
后来，在姚邵(今属台前县夹河乡)碰到了杨朝炳。随后不久，在北八里庙(今属山东省阳谷县)与县长柏洁民接上了头。他让我们到颜村铺(今属河南省范县)找二分区司令员吴继章。吴司令员让我们回原地建立敌工站，开展对敌争取瓦解工作。
策反仓永烈
张秋敌工站建立，杨朝炳任站长，站内人员还有周子臣、郭文明、魏丕振、两个通讯员和我。具体分工是：郭文明分管阳谷，周子臣分管东阿，我分管寿张并兼任敌工干事，魏丕振任内勤干事。
作敌工工作，是一项既复杂危险，又是极耐心细致的工作。每个敌工人员必须有胆有略，其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是一打一拉，但又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如：当时寿张汉奸大队长是沈广训，他下辖12个中队，其中九中队是个硬茬中队，驻防张秋镇。队长仓永烈，日本翻译官出身，且有后台，汉奸大队长沈广训和其他11个中队长都让他三分，买他的帐。打蛇先打头，为此，我选定了以攻九中队为主要目标，拿下这个钉子，其余的中队工作就容易多了。但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1943年春季，经过周密安排，我首先同仓永烈的传令班长×××接上了头，给他讲清了形势，说明了利害，让他带信给仓永烈，并约定为张秋镇的下一个集见面。到了见面那天，他一见我便说：“不行，仓不同意，还把我骂了一顿。还说‘他共产党叫我跟他走，国民党还叫我跟他走哩，你说归谁呀!'”根据他说的情况，我们认为，仓不是死心塌地跟国民党，但心存怀疑。经商定，再给他加点温。说来也巧，没有几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仓的司务长和勤务员回辛屯(属山东省××县)探家，我和敌工站站长张正言(1943年秋，杨朝炳同志去太行学习，随即派来张任站长)同志，还有寿张敌工站站长路忠同志，在林坝村(今属台前县夹河乡)后截住了他二人，将其带到宋楼村(今属台前县夹河乡)。开始他二人不承认是汉奸，说是辛屯人，在张秋镇做买卖。经我盘问和讲明利害，他们才说了实话。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与他二人说明，将其自行车扣下，放他们回去，并让他们给仓带去了信。第二天，他二人就给带来了回信，信中言明在张秋镇见面。正言同志和我商谈，如果不敢去，仓会说我们言而无信。同时分析，这也可能是仓使的一手，看我们的胆量，试我们的诚意。但这是关键时刻，我们去时也做了最坏打算，即使牺牲，也绝不能让革命工作受损失。
我们二人骑着扣的他们的车子，到了张秋镇南门外，正言同志在此等我，我进去同他们见面。然后，我先到了张秋镇南门单文歧的烧饼铺内，让单到南门上去告诉仓的传令班长，说我在里面等他。单回来告知我，仓永烈同传令班长、司务长都下来了。我同他们见面后，说明是来送车子的，仓等便同我一块到了南门外松树林，把两辆车子交给了他们。我原想可能在他们中队部或附近找个地方座谈，没料想进了南门后，一直往街里领。这时，我思想上就打了个问号，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果他敢使坏，我就先打死他，然后设法往外冲，即使是牺牲了，也绝不当孬种！我趁其不备，偷偷打开了枪机保险，紧紧跟定仓永烈。到了新开街福聚号杂货铺，仓率先进了铺门，接着，正言同志也随之进了门。我进门一看，使我吃惊万分，一个伪治安副官带了七、八个随从，都是长短双枪，坐在铺内倒座屋的门外，我立即做了最坏打算，心情反倒冷静下来，静观事态发展。仓领正言同志进了倒座屋，我也跟了进去，随即拉了一条板凳坐在屋门口，并若无其事地把手伸到衣襟下，抓住了枪把，这样，如果一旦有变，我可先打仓永烈，再敲副官。这种场面足足沉默了有一个钟头，副官带随从走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后来知道，仓并未使坏，往这里领时，并不知副官等在这里，这是一场误会，倒使我闹了一场虚惊。副官走后，仓叫传令班长叫来一桌酒席，我们边吃边谈，给他讲了形势、政策，摆明了利害，并指明了出路，一直谈到深夜，我们二人才出了张秋镇。
这是一次冒险的成功。此后，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民族教育，使其得以醒悟。1944年攻打张秋镇，九中队官兵自动开城门交枪，为张秋镇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拔除三官庙据点
1943年的一天，接泊浪(今属台前县打渔陈镇)据点的敌人去张书安(今属台前县夹河乡)拉面，被我武装人员获悉截获，送交我处理。次日，他们又去张书安拉面，又被我武装人员截获，送到我处，迫使敌人断粮3天。伪据点内人心浮动，怒气冲天。这时，我按照领导的部署，带着毛布册子和“抗日同情证”进了他们的据点。一进据点，士兵哑口无言，怒目而视，只有中队长刘鹤楼把我让到屋里。客套话过后，他对我说：“你们在我门口把面给我截走，太不讲情面了!”我听后严肃地对他说：“我们两次截面，却都是为了你呀!”刘听后，莫名其妙。他说：“你说，这怎么是为了我呢?”我说：“在我的地盘内，你明目张胆去拉面，如果我们不截，让日本鬼子知道了，还不说你私通八路?”他听后，想了想，笑了，问我道：“你说怎么办吧?”我说：“你放心吧，明着把面给你截了，暗着我再给你送回来，这岂不是两全齐美!”屋内我来时的紧张气氛立刻缓和了。此刻我从怀中掏出毛布册子往桌子上猛一放，那些当兵的都挤过来伸着头看。我对他们说：“阎王爷的毛布册子是造生造死，我这毛布册子是专记功过的，谁要给人民办了件好事，我就在上面给他记功，谁要是做件坏事，就给他记一过，做的坏事多了，我们就派人毙了他，绝不放过。”吓得他们只伸舌头。此功过簿确实对汉奸威胁很大。
在工作成熟的基础上，对改过自新、能听我们指挥的人员，就发给他们一个“抗日同情证”。证上画一个关公头像和一颗红心，印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字句。被俘的伪军如有此证者可得到优待。因此，得到证的人员如获至宝，对我们感激不尽。此后，我们又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民族教育，为拔除据点和以后解放寿张县城铺平了道路。
1944年春天，我奉命到林坝七、八团指挥部接受任务。徐参谋长令我去协助特务连拔除三官庙据点，到打渔陈村(现属台前县打渔陈镇)找驻扎在那里的特务连的朱政委联系。我马上动身，在打渔陈找到朱政委。他告诉我，部队已将炮楼包围。于是我同朱政委一起到了前沿阵地，敌工干事正在向敌人喊话。只听炮楼内敌人答到：“区长不在家，形势也清楚，交枪办不到!”我怕这样下去不好办，便同朱政委商议，让他暂时把队伍撤到三官庙街内，把住两街口，我上去同他们交涉。朱政委不同意。天明后，用六0炮轰，结果没有攻下来。这时，县长李克东赶到。面对如果不尽快把炮楼攻下来，一旦寿张援兵赶到，会对我不利的形势，我向李县长请求上去。李县长说：“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没等他说完，拔腿向炮楼跑去，李县长一把也没拉住我。炮楼上一看是我，便开门让我进去。我一看，只有孟士杰(警察所长)、王二穷腚(助理员)等头头，心里踏实多了，我大声向他们训斥：“你们怎么不看看形势，硬打开了，如果把你们抓住，处理你们时，我怎么说话放你们?”他们说：“区长不在家，没人作主。”我说：“你们都要放明白点，不要抵抗，等我向领导请示后再说。”
我交涉完下来，把情况进行了汇报，最后商量决定把炮楼西北角让开，我们打二发炮弹为号，让他们交枪。我二次上了炮楼，把商量的意见给他们说了，他们表示同意。我即刻返回，可打了两发炮弹，他们并未出来交枪。还要打，我决不让，又第三次上了炮楼，这时敌人却变了卦，孟士杰对我说：“你让部队让开，我们将东西存到街内，存完就交枪。”我一想，他们这是缓兵之计，以待援兵，我向西一望，敌援兵正向这里涌来，我一面令其交枪，一面向楼下我们的人使暗号，使我们的部队迅速到达缴了他们的枪，一举拔除了据点。
（根据姚再祥采访魏福全回忆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