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绍禹
山东省寿张第八乡村师范学校，始建于1932年。建校宗旨是为乡村小学教育培养教员，学制四年。从1932年到l935年，每年招生两个班，共4个年级8个班。另设附属小学，本部高年级学生毕业前在附小实习讲课。我于1933年夏考入寿张八乡师，在二年级一班学习。
19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山东农村经济同全国农村一样，濒于破产，特别是鲁西农村更加贫困。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学生苦于家庭无钱出学费，不敢报考中学。八乡师给每个学生补助4元伙食费，部分解决了升学读书之学费的一大困难，所以报考乡村师范读书为广大农村青少年小学生所向往。八乡师每年招生不足百人，而报考者几千人，即使考上，也有个别家庭困难的学生中途退学。乡师的学生大都出身于贫困的家庭，在乡师毕业后当小学教员也是谋生就业之路。可是在那时，毕业即失业，因而，在思想上孕育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特别是一个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侵占我东三省，继之侵占我热河省，进而要吞并我华北，虎视眈眈，要亡我中华。蒋介石国民党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步步退让，对内疯狂进行“剿共”内战，镇压抗日活动，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慨。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或是抗日救国，或是当亡国奴，别无其他选择。八乡师的我党组织顺应形势，因势利导，团结教育学生，不断提高学生们的革命政治觉悟，把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的奋斗任务和神圣职责。当时在我们学校中流行一句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激励了大家的抗日热情。
八乡师校长王冠英、高文清，教务主任俞伯平，训育主任田漱芳，都是反动代表，每周例会校长训话，唱国民党歌，搞童子军训，强迫学生写日记送班主任审阅，推行“新生活运动”，鼓吹“礼仪廉耻”。常常寻机找学生个别训话，妄图把学生的思想行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因其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更激起同学的气愤，把国民党歌改为“杀民主义吾党所宗，帝国主义唯命是从……”。八乡师我党在斗争中建立了一个党的好支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八乡师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经常得到上级党的关怀和指导。我是l934年由本班同学党员冯干才介绍入党。l934年6月，我党山东特委组织部长赵健民来寿张检查指导工作，他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指示我要利用放暑假寒假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培养发展党员。这年暑假回家，我选定本族邻居路长言，叔父家的长工刘某，在堂邑县武训中学读书的刘立清作为培养发展对象。放暑寒假时到附近小学向小学教员和学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订阅进步书刊。1935年夏，也是放暑假前，冀鲁特委刘晏春同志来寿张检查工作，住在县城北关路西一个车马店，冯干才带我去见他，那时我们叫他张大牙（“文革”中去河南省委组织部的群众向刘晏春调查我在山东寿张八乡师入党问题时，我始知他的真名叫刘晏春）。赵健民、刘晏春来寿张时，都约见了一些党员，对我们进行考察教育和布置工作。赵健民同志有惊人的记忆力，他这次来寿张约见我一次。至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第二次见面，即1949年7月，我第二野战军在南京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我给当时任十七军政委兼军长的赵健民同志写信，请他证明我在寿张八乡师入党问题，他仍记得我路绍禹的名字，给我四兵团政治部发来电报，证实我在八乡师入党。据有的材料记载和有的同志回忆，赵健民、刘晏春以后多次来寿张指导八乡师支部工作，1936年春天，亲手组成八乡师新的党支部，王福昌仍任党支部书记，时玉泉任组织委员，高清远任宣传委员，冯干才负责同上级党组织联系。
八乡师党组织发展很快。冯干才是入党较早的一人，是发展党员积极分子、八乡师建党的骨干。八乡师建党从1934年（即从二级）开始，王福昌是首任支部书记，直至1936年王福昌被捕。冯干才在党内的名字叫马英哲，他在我们二级一班发展的党员有冯月秀（现名冯子华）、路绍禹（现名戈力）、张汝霖（现名张向善，“文革”前任国务院化工部政治部主任）。王宪武（现名王维群）也是我们二级一班的学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于1934年下半年退学了，回冠县当小学教员，冯干才介绍他入党，冯干才还在其他班发展了不少党员。二级一班司银章也是入党较早的一人，阳谷县人，他爱读大本世界名著，能言善辩，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团结了一些同学。二级一班的张运昌（王福昌被捕后，张运昌曾去济南监狱探望王福昌，回阳谷不久病故了）和四级的谷传曾是他介绍入党的。郭宪曾（原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已离休）也是司银章的发展对象。抗日战争爆发，八乡师南迁，司银章没有随行，参加了八路军，改名为司迎旭，建国后曾任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科长、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我为司迎旭同志出证明，华东军区司令部党委恢复了司银章八乡师的党籍，不幸的是司银章同志已于10多年前病逝了。其他班的党员有：二级二班的訾修林（曾任铁道兵副政委，已病故），一级的段延明（又名段缄三，曾任四川省第四机械工业局局长）、沙延孝（抗日战争中牺牲）、孙怀清，三级的时玉泉、高清远（现名李光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王汉雨、刘懿祥。1937年3月，时玉泉同志来山西太原找我，先在军政训练班，后挑选到七队学习，分配到山东某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特派员（亦是我党县委书记），听说在晋东南中条山战役中牺牲了，当时他是山西新军的一个团长。八乡师党员有30多人，现有些老党员尚健在。
八乡师建党活动同党领导的全校学生读进步书刊活动是紧密结合的。党组织大力发动和组织学生们开展读进步书报杂志活动，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诱导同学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要关心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救国的大事，党支部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也为培养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我们同学读进步书刊，要同学校当局的限制和阻挠作斗争，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我们读书的兴趣很广泛，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小说名著，也读哲理方面的书。马恩列斯原著在学校里是禁书，很难学到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艺术论、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连载时是哲学讲话，以后出版时是《大众哲学》），这些对我（来）说是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启蒙教科书。八乡师党组织把同学们读书活动的重点列为读进步的时事报刊。党员和一些同学订了当时著名的进步刊物，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均系邹韬奋主编）、《永生》（杜重远主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生活教育》（陶行知主编）、《世界知识》（姚思慕或张铁生主编）、《中国农村》（经济学家薛暮桥编的刊物），以及《译文》等文学方面的刊物。同学们在课余阅读，上自习时也偷偷地阅读，互相传阅，互相交流学习心得。课余时间同学们去校阅览室看报，从国民党报纸上寻找点新闻中的“新闻”。党员是这一活动的核心，每个党员都交几个朋友，团结几位同学，共同探讨人生、抗日、革命等问题。1936年春，党支部为了团结、教育学生中进步同情分子，还成立了读书会，由当时担任支部宣传委员的高清远负责。党组织在领导同学们的读书活动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红色学生，提高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事实上也是这样，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同学奔向了抗日战场!
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巨大影响，八乡师党支部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出壁报，主要有文艺小品、散文、诗歌、评论(如抨击时弊的毕业即失业)；在同学中传唱抗日进步歌曲《开路先锋》、《渔光曲》、民族英雄岳飞的词谱曲的《满江红》，以及聂耳、吕骥、刘良谟的歌曲；举行演讲会、同乡学术研讨会。利用校庆的机会，冯干才主演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誓不忘记亡国耻辱的历史古装剧，还有的同学演京剧《王佐断臂》（本剧说的是岳飞指挥下的名将王佐，为打入金邦内部探听情报，自断一臂以骗得敌人信任的故事），都是寓意深刻、针对性强、有教育意义的节目。1936年放暑假，党支部统一布置了党员在暑假中的活动。冯干才、冯月秀到东阿县我家，向乡村小学教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读书活动。
1936年暑假，一级学生毕业，国民党山东教育厅调集全省乡村师范应届毕业生到济宁县进行军训，妄图借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我们约请一级的一些同学，以打蓝球的方式联欢和欢送他们。王福昌、冯干才、路绍禹同一级的几个党员照了合影留念像。王福昌说：“公开的意义是离别纪念，实际是学员联系关系的证明。”东阿县城孙怀清同志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1936年10月初，八乡师党组织遭到破坏。9月，赵健民同志在济南被捕，特务从赵健民身上搜去给王福昌、马英哲的“祥病无大妨”的电报稿。韩复榘的特务队来寿张逮捕王福昌。一天晚饭后，有的同学已到教室上自习，有的在操场上打篮球，我也在操场上玩，突然听说王福昌被人抓走了，警惕性高的冯干才闻讯逃走，他还托人转告我快离开学校。当时学校陷入一片黑暗，笼罩着恐怖气氛，教室内外都有人巡查，不准学生离开教室和自由走动，深夜里寝室内闪动着手电筒的光射，学校的特务将睡在床上的学生逐个拉开被头，在脸上检查一遍。我第三天离开学校，那时有些傻，不知道隐藏，回到东阿县城第一高小教务主任姜茂田老师处，10多天后觉得无事，回到寿张八乡师。第二天上午，校长高文清把我找去，说我“行为不轨”，要开除我出校，随即在校部墙壁上挂出开除路绍禹的牌子，我同冯月秀商量设法去陕北。原来，在王福昌被押往济南后，学校当局偷偷地进行了翻箱倒柜的多次大搜查，学校的特务们动手搜查学生的寝室和教室课桌，搜查学生的书信。我在四级的同学王兰生（山东省东阿县人，我的培养发展对象）的日记本上，写了几句“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话，被他们搜出来，竟当作开除我的借口，真是荒唐可笑。这次回学校，听说王福昌被捕后，敌特严刑逼供，王表现得很坚定顽强，敌人没有逼出口供，也没有抓到证据，只搜去一本阳谷县同学同乡录。王冠英、高文清也是一伙笨家伙，他们似乎觉察到学校有共产党的活动，王福昌被捕，学校当局和济南特务队并没有拿到真凭实据证明王福昌是共产党，在学生中很红的司银章，在学校能够继续读书至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当局也不知司银章是共产党员。被学校开除和被迫出走的学生，也不是因为学校当局发现他们是共产党员。这是由于八乡师党群关系鱼水般地密切，党支部善于运用合法形式进行活动，最主要的是党组织的纯洁和巩固。八乡师我党组织被破坏，成为山东省的一件头号新闻，济南国民党日报有专题报道的文章：《寿张八乡师鲤鱼不可胜食也》。韩复榘和他的特务们喧闹一时，到头来是一场空，强加给王福昌5年有期徒刑，已成为历史对他们的嘲讽。
路绍禹，又名戈力。1936年12月至1940年春，先后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山西祁县军士二团、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山西新军209旅政治部工作；1940年春至1945年10月，先后担任太岳军区四十二团一营教导员，二十五团一营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干事、政治处副主任、二营教导员、团党总支书记；1945年10月至1949年3月，先后担任太岳军区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代政治委员，政委；1949年3月至1950年6月，任二野十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0年6月至1956年6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副处长、处长；1956年6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央军委特种兵干部任免部副部长；1960年9月至1962年10月在政治学院学习；196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十四军副政委；1965年8月至1973年初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973年初至1978年8月任云南省委党校党委书记、校长；1978年8月至1983年10月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10月离职休养；1984年7月经组织批准享受副省长级待遇；2000年经组织批准享受正省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1月24日在郑州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