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强
1934年，我考入了山东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
八乡师，位于寿张县城东关外，它是鲁西一带的最高学府。1931年，由国民党的左倾人物、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主办创建的，校长王冠英，教育主任高文清、孙伯平，教训主任宋东甫，师资条件也比较高，多数教师是激进派，如历史教师王若侠，音乐教师潘步青、体育教师郭西山等。他们不断向学生讲形势，谈理想，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授。八乡师学制四年，每年招两个班，共学生六百多人，多数是周围东阿、郓城、阳谷、莘县、冠县、寿张等县的贫家子弟。大部分学生学习刻苦，思想进步。八乡师下设一处附小班，选拔全县优秀学生入校学习。校长耿干臣，教务主任王友仁。在师范的影响下，附小办的很活跃，当时的八乡师，也是共产党发展组织、进行党的活动的坚强阵地，一批批党的干部在八乡师迅速成长起来，在以后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严令下，把我东北大好河山交于日寇。全国各界纷纷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起来抗日，收复失地，抢救民族危亡的呼声遍及各地。当东三省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八乡师后，校内大部分学生无比气愤，大家对蒋介石和日寇深恶痛绝，都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校院内、饭厅里、寝室中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学生、教职员工一起谈论此事。有的学生提出投笔从戎，有的提出去南京请愿……革命的浪潮冲击着我们的八乡师。
这时八乡师已有了党的组织。据我所知的党员有王福昌、冯月秀、司银章、冯干才、崔朝坤等十几名学生。学校党组织乘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大力宣传抗日主张，排演革命戏曲，传阅革命书籍，出版《八乡师教刊》，发展同学会。利用校刊编写抗日文章，上街宣传，下乡讲演，抗日热潮非常高涨。
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是赵健民同志亲手发展起来的。
193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的好朋友王福昌对我说：“我有个同学从济南来，住在街上美中美饭馆里，你陪我去见见。”跟着王福昌来到美中美饭馆，见到了—个高个子的青年学生，见面后说了几句话，王叫我到门口警戒，他俩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们又在原地见过面。这时，王福昌已经是八乡师党支部书记，那个学生就是济南一乡师的赵健民同志。在校期间，王福昌也不断去济南，可见 一、八两个乡师的党组织是不断来往的。
1936年10月初的一个黄昏日，两个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手提提包的人来到学校传达室，让传达长岳喜柱去叫王福昌。王福昌来到传达室，被这两个人抓走了。传达长惊叫起来，保卫人员和大批师生赶到门口，追了一段未追上。回到学校，这时的校长孙伯平召集学生开会，他讲：“县政府来电话，说王福昌吃了官司，有人告他，与学校无关系，大家安心读书……”当天夜里，学校刚刚熄了灯，县警察队包围了八乡师，他们闯进校院里到处清查，抓人审问，最后带走了二名同学会的学生刘培祥、武永年(二人都不是共产党员)。这次学校的共产党员没有被抓走，可见王福昌没有暴露党的机密。第二天，王福昌、刘培祥、武永年被捆绑上车，押送济南。时闻不长，刘培祥、武永年放回来了。王福昌一直没有回到八乡师，后来听说病逝在济南监狱中。
此事发生后，官方配合学校当局，对八乡师实行了严禁，审问学生，清查党组织，停止进步活动，禁止抗日。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教训主任宋东甫通知各班到八里庙去旅游。我们走后警察在校里到处清查学生的书籍，没收了一些进步刊物、书报。回校后，县府又召开了教训会，疯狂地镇压学生运动，扬言要抓一批共产党。但是，八乡师的党组织没有被吓倒，他们走出学校，到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八乡师的火炬很快在周围各县变成了熊熊的火海，寿张一带抗日的烈火更高了。
口述者：赵强，八乡师学生，曾任寿张北门支部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寿张县城开展当的地下工作。
（根据1982年3月20日原县委党史办公室采访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