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
山东党组织在1933年2月末和7月遭受两次大破坏后，和党中央、北方局的关系也断了。经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35年，在濮阳找到了直南特委的关系，我向北方局写了山东党遭破坏后恢复发展的报告。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
山东省委恢复后，对外叫“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后来林浩同志任宣传部长。各地组织经过整顿和恢复，工作很有起色，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也很活跃（当时济南市已有几百个会员），但6月间发生了姚仲明（即姚梦龄，当时在南全福庄小学当教员）同志被捕的不幸事件。为了防止敌人对省委组织进行破坏，经商议确定黎玉同志和我离开济南，暂时到肥城县民众教育馆玉皇山实验区隐蔽，因民众教育馆馆长王西城是党员，玉皇山也有党组织，条件好。我们在那里通过交通和济南及其他地区联系。
9月初，因黎玉同志要去北方局汇报工作，同时济南市委领导关系也需调整，我们又回到济南。为了避免特务察觉，我们住在离城里较远的纬八路东升客栈。9月23日（阴历八月初八）下午，省委交通员孙洪在青年会找到了我。他告诉我负责印刷工作的章士劳(刘懿祥)和交通员徐宾，在省委印刷机关（原东杆面巷八号)同时被捕。那时我和黎玉、孙洪三人住在一起，章、徐知道我们的住处，为了免遭逮捕，我们决定立即搬家转移。但黎玉同志因事外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民众教育馆找到了黎玉同志，他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决定让我立即离开济南，到长清一带去。同时，因章士劳是从寿张乡师调来的，需要立即通知该校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我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个电报稿，电文是：“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通知。”经黎玉同志同意后发出。我因有两件事未办完，不能立即离开济（南），决定把工作安排交代一下，再去长清。
……
第二次审讯以后，过了些天，敌人又把我押回大监房。
一天上午，我突然看见王福昌被押进拘留所。“他也被捕了！”这使我大为惊讶。敌人从我的小记事本上发现了电稿后，我也想到王福昌有危险。但又想到虽然寿张民生饭庄和王福昌都是真地址真人名，如果王福昌接电后躲避一下就不会出问题。怎么他也被捕了呢？王福昌看见我就掉了眼泪。他说：“你也被捕了！特务说你被捕了，我以为诈我的。你被捕了损失大了。”我问他被捕的情况和其他同志的情况。他说：“接到电报，知道刘懿祥（章士劳）出了事。也想躲一躲，又感到不大要紧，就没有躲。前天晚上，特务带着民生饭庄掌柜的抓的我，才知道是电报出了事。特务在县政府审问我的，说我是共产党。我说不是。特务光是压我说我是共产党，看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硬压。我就说：‘不是’，受了刑，我还是说：‘不是'。后来特务提到我接的电报是共产党的，说你是共产党。我说不是，我说你是我的表兄，是说亲戚有病的电报。”我说：“你说我是你的表兄吗？”他笑笑说：“急了，我就说你是我的表兄。就抓了我一个人，旁的同志都没事。”
我把章士劳被捕的情况，刘白戈、房春荣叛变，房春荣抓我和特务审讯我的情况，以及特务从我小记事本上查出电报稿，我说祥是“周宝祥”，“周宝祥”是我的同学，有病告诉他家知道，造假地址等等情况，也告诉了他。
后来，我们研究怎祥把说法一致起来。我决定按他说的，他同“周宝祥”是亲戚，我同他是表兄弟。王福昌提出我改说法行不行的问题，我说：“我就这样了，是凶是吉不管他了，对你有利就行，把你弄成个嫌疑犯也好，为了更确切一些，我说我的姥娘家(外祖母家)是阿城马家湾姓崔的，而马家湾离王福昌家(阳谷富安镇)二十来华里，王福昌也说是马家湾姓崔的外甥，因此我同王福昌是表兄弟。”
随后，王福昌又想起他一个可以说成是表亲戚（名字忘记了）在济南卖馒头，他设法联系他，叫他装“周宝祥”，说是害伤寒病让我给王福昌打电报的。
……
一天上午军法处把我和王福昌传去，在国民党省府内大过厅里边的西北部一间用木格子隔开的房间里审问。先问的我，问我时，王福昌在木格墙外边，问王福昌时，我在木格墙外边。里面说的话，外面可以听得见。
军法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又问我：“你是共产党吗?”我答：“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现在参加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工作。”那个军法官有点带火气地说：“什么抗日救国，就是共产党！你们抗日，抗日，不过是用两片嘴说空话，有什么用!”我说：“唤起民众，军民合作才有力量。不唤起民众，光军队是抵抗不了日本的。几年的事实不是证明了吗？”军法官说：“算了，我不给你讲这个了。你在了共产党，就吃了迷魂药了。特务揍的你那个样子，你就是不说。”他又问：“王福昌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他说：“你是共产党，你给他去电报，他就是共产党。”我说：“不是，是他亲戚有病，我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是我表兄。”军法官说：“算了，主席问的时候，你可要老实一些，要承认是共产党。”
随后军法官又传问王福昌，也是先问姓名、年龄、籍贯，然后问王福昌是不是共产党。王福昌答：“不是。”军法官说：“赵健民是共产党，他给你打电报，你就是共产党。”王福昌说：“不是，赵健民是我表兄。因为我一个在济南卖馒头的表兄周宝祥有病，他打电报给我的。”军法官说：“算了，不抓住你的手，你是不承认的。”
预审就这样结束了．
……
军法处预审以后，就等着韩复榘最后过堂了。听同监房老犯人讲，韩复榘过堂很简单，他事先也不看案卷，就是坐在那里听军法官给他念案由，如，“某个贪污××元，业经调查证实，请主席公断”、“某人被告经查不确，请主席公断”等。韩在听了军法官念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说一句“罚他五元钱，找保开释”或“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就定案了。另外，判处死刑的案子，军法处整的案情多是“某人通匪经查明属实”、“靠某人贩卖毒品白面×元经查属实”(当时韩复榘规定贩卖白面毒品一元以上者枪决)韩听了，说一声“毙”或根本连“毙”字都不说，只把手一摆，执法队就把犯人拉上汽车送纬八路刑场枪毙。那时适逢韩复榘刚娶了儿媳妇，有人说：“老韩才过了喜事，过堂时咱们会得个轻判”。有人说：“老韩这家伙也高兴了，过堂你就走运；他恼了发脾气，过堂你就倒霉。他刚娶了儿媳妇，过堂时可能对咱们有好处。”也有的说：“他娶了儿媳妇和咱们穷小子有什么相干，该倒霉的还是要倒霉。”如此等等，大家在议论着、等待着。
一天，军法处的军法官来检查一些案子，内中有我的案子，还有牟平县一个二十多岁畏缩脱党(共产党)分子案子，通知明天下午三点由“主席”过堂。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准备，如韩复榘说“毙”时，我就痛骂国民党，大呼党的口号；如他不杀，我就见机行事，进行党的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军法官带执法队押送五、六十名“犯人”去省府过堂。其中有我和王福昌，还有同监练头毕华桥。进大门后，在前院两边停下来。这里停着两辆汽车，老犯人说这是被韩复榘判决死刑的人到纬八路刑场用的。另外，有二十多个武装执法队员在东南边等着。不久，执法队押着我们穿过大过厅(即现在珍珠泉招待所的大饭堂)，到一南北走廊的西南角下，让我们南北成行坐下等着。我向北一望，走廊两边是红漆明柱，走廊北头是一座宫殿式的大瓦房，门口挂着“主席办公室”的牌子。门前放着一张大桌子，两边肃立着近二十个挂武装带的军法官，军法处长史景洲面东站着，军法官袁道田面西站着，再往南，两边笔挺的站着执法队七、八十人，一派杀气腾腾的场面。过了堂，韩复榘出来了，还有几个头面人物，原来他是送客人。这时左右的人立即肃然站立，鸦雀无声。
审讯王福昌时就更简单了。军法官袁道田只是说：“这个人是寿张乡师学生，特务队报告是共产党。”韩复榘说：“送法院！”王福昌就下来了，他连句话也没说。又过了几个普通犯，韩复榘这一次过堂就完结了。大约在下午六点多钟，执法队押着犯人回军法处拘留所，回到拘留所以后，我问王福昌：“你怎么不说几句？不说你不是共产党。”他说：“当时为你紧张，送法院就不错了，我没再说。”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去法院斗争了。
……
韩复榘审完以后，过了三、四天，10月上旬一天上午，我被送往普利门外山东高等法院。进门后，被关进一间小房子里，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多钟。后来，王福昌也来了。由检查官雷书章过侦察庭。然后把我们送往法院后院的西南部看守所。
看守所有礼、义、廉、耻四个号，另一个西大楼。我们被押住西大楼北头向南的一排独房间里。晚上，我听到姚仲明同志在招呼我。随后又听到西边有人小声喊：“健民哥，健民哥……”一开始，我还听不清楚。后来，听出是章士劳(刘懿祥）的声音。同监还有尚庆健（尚立斋）。尚是我党的同情者，他是国民党员，因为给莱芜县负责人刘盛玉作保受牵连而被捕。他们关心我们的被捕及外边的情况。在监房晚上可以打开窗子小声说话，看守听不见。我小声把被捕情况和外边党的工作对他们讲了讲。
当姚仲明知道我因为有叛徒房春荣盯着而承认是共产党员时，他说那时承认了，到这里翻掉。翻掉也不是为不判罪，不判罪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都是按国民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承认是共产党，判5年徒刑，就得服判。他说国民党法律规定刑讯供词是无效的。可以申请让他们验伤，用这个理由说明特务处是刑讯逼供，供词无效，把它推翻。翻掉了，他们再判罪就上诉。一上诉，就批回来，最快也得八个月，慢则一年多，那时再看形势变化。服了判，就要拨到监狱去执行。去监狱不如在看守所，看守所一星期可以和外面的亲友见面两次，到监狱三个月才准接见一次。他就是被判5年刑，不服而提出上诉的。
经过姚仲明同志这么一说，我随即决定翻供，向检查官提出申请。
过了几天，检察官提我审问。照例先问姓名、年龄、籍贯。当问我参加共产党问题时，我就提出：在特务队受刑承认的无效，我没参加过共产党，参加的是学生抗日救国会，抗日是无罪的。并且提出让他们验伤。
检察官推托不验，我一再坚持要他验伤，最后他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那时，我背上、腿上受刑后的创伤历历在目，连验伤员也不得不承认是有伤的。这样，第一步我先提出了推翻承认是共产党员的供词。
为了预防敌人调查“周宝祥”的问题，我们也作了安排。王福昌通过接见亲友，找到他们县那个在济南卖馒头的人。王和他有点粘连亲属关系，和他谈好，等敌人去调查时，他就承认是“周宝祥”，因为得了伤寒病，让我打电报告诉王福昌的。我们还利用接见的时间，我和他见了面，就这样，我们作好和敌人斗争的一切准备。
一天上午，我被传去过辩论庭。法庭是礼堂式的，台子上中间的是庭长，两边坐着两个推事，其左边检察官，右边坐书记官，这就是所谓五大座。我是站在台子下边，后面是可以容纳一两百人的旁听席，我后边还坐着律师公会给我派来的一个义务辩护律师，他叫贾潜。审判开始了，庭长先要检察官起诉，检察官昂首望天地说：“本案，本案……”声音很小，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后来庭长要我辩护。我就讲了一通国家危机、民族危机的形势，说明自己参加的是学生抗日救国会，抗日是无罪的道理，并提出在特务队承认参加共产党是受酷刑逼供的，依法是无效的等等。我谈完以后，庭长又让律师辩护。贾律师也是“本案，本案”的说些行话，他说了刑讯是无效的理由。
随后庭长宣布：“本案辩论终结。”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这一官样文章的辩论。
辩论庭过了两三天，又传我去接受判决。
判决只有推事一人，记录一人。
肇推事宣读判决主文：“赵健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5年。
宣读后，推事问我服判不服。我说：“不服。”他说：“不服你就上诉。”
对王福昌的判决也是这样一套形式．王福昌也不服判，要求上诉。为了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按原定计划对法院判决进行上诉。我和王福昌的上诉书，都是我们自已写的。我的上诉书主要是说：由于民族危机，由于爱国心而参加学生抗日救国会，抗日是无罪的，在特务队承认参加共产党是受刑承认的，是无效的。并申辩因“周宝祥”有病给王福昌去电报，王福昌无罪等等。王福昌的上诉书主要是讲他和“周宝祥”和我的关系，电报完全是因为亲戚生病等问题。
两份上诉书关于“周宝祥”问题，我们俩对了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