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恩白
编者按：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鲁西北地区，以国民党专员委任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担任县长的特殊政权方式为重要标志，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初步创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以管大同为县长的寿张县第一届抗日政府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诞生的，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台前一带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7年冬，经聊城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委派共产党员管大同任寿张县县长，建立抗日县政权。但为时不过三个月，就被沈鸿烈以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名义把管大同撤免了。这一撤免的命令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抗日工作的反动行径，是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向抗日的鲁西北开的第一刀。
一、到寿张去
聊城专区（又称山东省第六专区）政训处为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有计划地向所辖各县派遣政治服务员，建立县政训处，寿张县是其中之一。我们二十名上尉政治服务员奉命派去寿张，以管大同为干事。据我回想，是1937年11月底或12月初自聊城出发的。我们先坐木船渡过城外的水区，然后步行去寿张。一路之上，看到的是水淹了的田野和破败的农村，以及灾民、逃兵，还隐隐听到西北方向传来的炮声。
寿张县地跨黄河南北，县城在黄河北岸。当时，韩复榘委派的各县县长已经逃跑。我们到达寿张时，原任县长齐体元（北洋军阀齐燮元的弟弟）还在，县政府机关还保存着。管大同以“干事”名义出面与县长及各机关接洽，把寿张县政训处设在城东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这所小学因遭水灾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屋，砖楼残破，门窗全破，夜风侵入，被冷如铁。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冷的季节。
县政训处是随着抗战而建的新机关。随着我们的到来，原来冷冷清清的街头上出现了石灰浆涂写的抗日标语，红绿纸的传单和我们的油印抗日小报（报名《老乡》），再加上我们带来的救亡歌声，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这种开头阶段的工作，自然不深入，但寿张的老百姓已经用惊愕的眼神打量着这批空手而来的青年军人了。
县政训处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贴贴标语、唱唱歌曲这类工作上。如果深入群众，组织与掌握武装，对我们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的学生来说，是新的一课，显然我们缺乏经验。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如果能得到基层政权的配合或由我们自己掌握政权，那对开展工作就便当得多了。然而，寿张县的情况，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当时，寿张城里虽然旧政权还在，但城外四乡已经骚动起来，各处流窜着成股的绿林势力（所谓“土匪”），他们打家劫舍。惶恐不安的地主绅士组织“民团”武装，与“土匪”对打，老百姓在这两种势力对抗中受煎熬。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两种各自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引上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我们是官方的政治人员，这任务不能明讲。我们可以公开身份进入民团中工作，但到绿林中去做工作，那就要绝对秘密。记得我们县政训处曾派马梦蛟、张肇河等几位同志分别打入几支绿林中去工作，定期回来汇报情况；另外则派一些同志进入民团去工作（姜维杨、许勤、梁范九等十人到黄河南梁山、小路口一带，管大同、杜宗禹和我等十余人在黄河北曹庄、子路堤一带开展工作）。事实证明，无论对绿林或对民团的工作，都是很困难的。在民族抗战已经揭开和范筑先司令已经宣言坚持鲁西北抗日的形势下，这两种力量的头头们表面上都把抗日作为“口头禅”，但行动上各有自己的打算。前者目标，只在攻城劫寨、大吃大喝；后者目标，只在打“土匪”，保护财产。我们只用抗日大道理去宣传他们是很难见效的。不仅如此，有些民团头头一旦坐大之后，倨傲不可一世。好些的，对我们客客气气，表面敷衍；坏的就把我们放在一边，给以冷遇，总不愿外来的人去接近他们的团丁。要想顺利开展我们的工作，有进一步掌握县政权的必要。
约在当年12月末或第二年1月上旬，传说一股日军侵入到距寿张不远的地方，寿张城里的官民纷纷外逃。日本鬼子虽然没有打来，但就在这一度惊扰中，早已借口到南岸视察的原县长齐体元再不敢回来，寿张县县长出了缺，这就给了我们争取掌握县政权的机会。
二、拿到县政权
这时，在黄河南岸梁山的同志们回到城里，县政训处也由县立第一小学迁到县文庙。我们商量，让管大同、姜维杨，还有一位寿张当地青年王明智，到冠县去见范专员（当时范正在冠县收编韩春和与石洪典两部），说明情况清委，范专员略加考虑，慨然以他的名义委任管大同继任寿张县长，寿张政训处干事改派林茵如接替。这样县政府领导权就转移到我们自己同志手里，原来的“管干事”变成“管县长”。寿张城里的上层人物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态度明显有了转变，在他们的眼里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抬高了。当管大同从冠县来寿张走马上任时，寿张城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欢迎，接着到县政府来晋见和“祝贺”。
管到任当晚，到县政训处和大家共同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以及施政工作。范县干事周子明同志刚好来这里，参加了研究，提出许多意见。大家决心建立一个抗日的廉洁政府，初步规划：（1）施行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育。（5）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6）加强对县武装的纪律整顿。（7）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大家推我草拟布告，宣布施政纲领，接着大家又讨论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纪礼聘了一位旧人员外，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选。大家推我任县府秘书，岳树梅任县府第二科（财政）科长，李宗白任会计主任，杜宗禹任金库主任兼监印。其后不久，又把那位礼聘的老人辞退，把政训队临时跟随范司令出征的的于笑虹同志留下来担任第一科长。这样，新到政府的机要部门就都被我们这伙青年人掌握起来了。
我们一接管县政，就给这座旧县衙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从留用的班房人员的窃窃私语中能反映出来，他们感觉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毫无官气，县门大开，有求必见，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办事。虽然那些年纪比我们大得多的老职员总是习惯地对我们“毕恭毕敬”，可是这些新“芝麻官”平易近人，他们感到高兴。当我们自动提出内部减薪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惊慌。等他们知道只把县长到科长的薪资减一半时，他们就安心了。这件事在旧人员中留下很深印象，因为在他们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事。
从这时起，县政训处（政治部）拿着新县政府的介绍信，派遣服务员马梦蛟、李清波、张北栋、李茂轩、张毅等同志，分别到城乡和四乡的民团中去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明白县政府和县政训处的联系，都表示“欢迎”，我们至少表面上工作好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政治服务员不够用。我们就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自兼校长，林友申任班主任，许清任教务主任。我们大都在训练班讲课，课程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国防地理、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那时，寿张一带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赵风生同志，发动了不少地方知识青年来训练班学习。第一期学员将近一百人。
我们这些青年“县官”，很讨厌“坐堂”审案这种事，好像坐不稳那把公堂上的椅子。后来有了一位专门承审员，才把我们“解放”出来。但有关刑事盗匪或汉奸等要案，还得我们自己坐堂。于笑虹同志虽然年轻，干这件事倒像个样子。那时沿袭下来的刑讯还没来得及革除，但经于笑虹审的盗匪案，没有动过刑。有一回在夜晚，临清前线司令部以紧急电话下来要求主办的一个重大汉奸嫌疑案，我们当即把主犯逮捕起来。这种犯人最易引起大家愤慨。当夜审讯，被逮的人在刑具面前战战兢兢，招认了许多情节，并供认了一大批同案犯。我们马上行动，大部分逮捕归案。照当时主犯人供认的“犯罪”事实，是可以立判死刑的。但没过几天，我们发现是个错案，前方所获得的情报属于误会，主犯供认的情节完全是编造的。我们报明上级之后，立即把犯人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了。这批“犯人”在被释放后，反到县府来表示感谢，特别是主犯人的养子，一再表示要服侍管县长以报“不杀”之恩。因为他们家中一文钱没花，人就获得释放，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违反习惯、成为不可理解的事。
三、周旋和冲突
对老百姓的要求，县府有求必应。但受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望着朝南开的八字衙门是害怕的。而经常窜进县府传达室来求见县长的是当地的所谓绅士分子。寿张的地主绅士分河南派与河北派。河北派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等人；河南派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某等人。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我们顺从他们的意图。两派之间又争权夺利，互相嫉恨。河北派因为近水楼台，更是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河南派盯住我们，不让北派分享权力。河北派经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给我们的威胁最大。我们厌恶这些家伙，但是在统一战线政策下，抗日第一，还不能不虚与周旋。他们懂得这个新府是个抗日政府，口头上也表示“爱护抗日”，但对我们要推行的政策，都总是明里暗里地进行阻挠。经过不长时间接触，这个县政权使他们失望了!跟着而来的就向我们故意出难题。比如应付频繁的过境客军所需要的房舍、铺草、粮种、茶水等物，一向是由他们掌握的城关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现在声称“这不好办”、“那不好办”，故意对抗，借端要挟，这是一例。我们设想的救灾计划实施办法，和他们多次磋商，说明对他们也有好处，他们总是明顶暗撞，不肯同意。他们最起劲的是“剿匪”，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调团队出发，并不向县府请示，一旦出点事故，却又推却给县政府。在这样具体问题上，他们觉察到我们的态度和他们不一样，往往表示恼火。我们的县长老管，也是常气得跺脚，背后里生气地说：“非枪毙几个不可!”总之，到这时，我们都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无法压制他们的气焰，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五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队，有二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长指挥。但警察局陈义勋是由专署参谋长王金祥（范专员下右翼顽固分子）推荐来的，和我们不是一心。至于保安大队队长刘庆锡则压根是绅士们的爪牙，执行绅士们的意志。所以这两部分人都不是我们的武力。我们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很快地募齐了。但枪支呢？寿张县政府从前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几十支枪，在旧县长齐体元逃走后，这些枪被城关保安队刘庆锡拿走了。我们决定向他们提出把这些枪支送还县政府，他们千方百计不肯交出来。一会说“那些是原有枪支已不能辩认”，一会说“可以派部分保安队到县府来，听凭县长随时调遣”。几经谈判，他们总是软磨硬顶，迁延搪塞。约到2月底，经我们请求，聊城总政治部同意派自己掌握的“廖队”（队长是廖云山，先前队长是洪涛同志，都是红军干部）来支持寿张县政权。这一招真灵，廖队一来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一百几十支枪送回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总政治部派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杨同志任政治指导员，以党的政治教育来培训这支小小的队伍。
四、抗日政权被扼杀
枪支交涉与特务大队的建立，成为我们县府与河北派绅士们矛盾的爆破点。他们笑在脸上，恨在心里，对我们的政权不再存什么幻想。他们暗地里派人（姜益轩为首）到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曹县，向省主席沈鸿烈告状。这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民政厅长李树椿等人，早把以范筑先将军为旗帜的鲁西北视同眼中钉，与第六专区内部的参谋长王金祥勾结，造谣诬蔑，伺机向六区伸手拉军队、抓政权，进行各种卑劣的破坏活动。在此以前，阳谷县被土匪袭击，城防失守。王金祥找到了借口诱迫范筑先撤换了政治部系统的县长徐茂显同志，换上他的亲信。随后，顽固派又准备夺取寿张了。
在寿张士绅被迫送还枪支后约一个多月，4月上旬一天，寿张县府突然收到山东省政府下达的一份来文，上写：
“查寿张县县长管大同，人地不宜，立即免职，另候任用。此令。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假如说阳谷县县长的被撤职，还是王金祥从六区内部破坏，而现在却是沈鸿烈公然从外面捅进一刀来。阳谷换人，徐县长确实还有失城过失，而在寿张县上，他们抓不到管大同的半点错误，什么“人地不宜”，显然是管大同被他们无缘无故地免掉了!与此同时，沈鸿烈以他的名义委派国民党CC分子冯谦光来接任寿张县县长。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在这个新生的县府内激起波澜。上下职员连勤杂人员在内部流露着对我们的留恋以至愤怒情绪。县政训处的同志们听到消息后，气愤更不用说了。当晚，同志们涌到县长寝室中来，纷纷痛骂沈鸿烈倒行逆施，有的主张“抗议”，有的说：“我们拉出来去自己干”，好些人激愤得眼含热泪。特务大队的新战士有的啜泣，有的嚎啕。
那晚，鲁西北特委军事部长兼十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同志来了。我们一同商量对策。决定：（1）向总政部（聊城政治部）去请示，要求范司令支持我们。（2）县特务大队的好枪检出一批转移给十支队，人员也可以转移一批。（3）发动寿张县民众团体出面挽留管县长。第二天，大家推我同姜维杨、李宗白等去见范司令。当时范司令正在阳谷城收编队伍。我们到阳谷遇上范县、濮县政治服务员若干同志，范县县长周子明同志也在阳谷，又邀上阳谷政训处的同志们，共同商议了办法。我们几个去见范，声称我们阳、寿、范、濮四县召开临时政治工作座谈会，请司令莅会听取汇报和作指示。范当即表示等他处理完几件工作后就来，于是我们回到住所赶紧布置了一个会场，请周子明作“主席”，临时草拟一份“会议记录”。一切安排就绪，专候范司令到来。下午四时许，范司令带着十多个护从人员来到。他就座后，首先问谁主持会议，讨论了哪些问题。周子明回答说，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开展抗日宣传，采取哪些措施以打退汉奸和顽固分子对我们六区的抗日工作造谣和破坏的问题。子明同志把近几个月来一些劣绅、党棍对我们散布的谣言，以及他们跑到曹县去上窜下跳诬蔑我们的情况，讲得很具体；慢慢引到省主席沈鸿烈是如何对日寇不放一枪，又如何对我们不接济一枪一弹一分一文，反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企图削弱我们的问题上，讲得激昂慷慨。接着一下又把他们无理撤换寿张县长的问题提了出来。问题一点破，别的同志就请问司令“沈鸿烈是否曾就此事与司令磋商？”当范司令肯定表示完全不知道之后，同志们就纷纷指责沈的撤换令是“乱命”，是“毫无道理”，要求司令把沈这道命令顶回来。范司令就寿张情况向我垂问，我即起回答，把我们接任寿张以来的施政情况和当地绅士、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阻挠破坏行为向范司令作了汇报，说明这道撤换令是当地顽固分子与驻曹县的国民党省府勾结的结果，如不把它顶回去，今后他们会更加嚣张，后患无穷!其他同志也接二连三地陈诉这类意见，说“寿张政权问题不应轻视，是沈鸿烈公然向我们开刀!开头不把这股逆流打退，他们就会继续伸手”。讲得激动的姜维杨同志边哭边说。范司令听任大家尽情发言，有时插进来问一两句话。当有人讲到，他们别有用心地诬蔑我们六区政治人员都是“托派”时，范司令突然插话问：“什么是托派？”周子明同志把托派的罪恶史像讲历史似地从国际讲到国内，最后说：“托匪就是汉奸。”范司令听得有兴味，连连点头说：“就是汉奸。”他一边听着，一边捋着胡须在沉思。等大家稍为平静下来后，范以沉重的语调说：“你们是些青年，有热情，有勇气，但你们缺乏社会经验。”停了一会又说：“他们命令已发出了，不会收回的，我出面讲话，他们也不会收回成命。硬顶回去不是办法。”接着又说：“你们的心情，我完全明白，我同情你们，但不要紧的，他换我们个把县长，影响不了大局；要是硬顶回去，却就影响大了，他是省主席嘛，我们只得退让一步了。再说他派个县长来，还得听我们的嘛。至于人家造我们的谣，我们不怕，自有事实给他们看。如果他们再进一步破坏，我们再设法对付，告诉管县长准备交印，我们有许多事要干，我自会另有安排，如你们不顾一切，那会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会已从下午四时开到晚上九点多钟了。随从人员曾几次问范是否先吃饭，范挥手说：“听大家说完再吃。”到此，大家觉得该讲得都讲了，该争得都争了，只得休会。事后，听范的随员说：“你们真大胆啊，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会后第二天，其他人散去，我一人去聊城向总政治部去报告，见到张霖之同志。霖之同志听完全部情况汇报后，说：范司令已表态，我们也只能全面考虑问题，不能因寿张一县而牵动六区。但称赞我们“包围”范的行动是必要的，很好。
寿张县抗日政权就这样被地主绅士与沈鸿烈扼杀了。
没隔几天，冯谦光（外号“疯狗子”）上任。我们决定管大同等先回聊城。留下我和第一科长于笑虹、会计主任李宗白、金库主任杜宗禹及几个通讯员、办事员来处理善后事宜。
在向冯谦光的政府逐渐办理移交手续过程中，他们百般刁难我们，如在我们住的西院门外布置暗岗，我们上街发现后边有人盯梢等。我们向冯谦光郑重声明：“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除非撤除监视跟踪，向我们道歉，否则，自即日起，我们中止办理移交!”移交手续中止了，后来冯的监视人员虽然不见了，但却并无道歉表示。我们的移交还是不办，就这样僵持下来了。这样拖了二十多天，到5月初，一天傍晚，范司令带领随员要去濮县前线指挥围攻日寇，路经寿张，住在县政府，我和于笑虹两人经县府晋见司令。范当时坐在床头上，准备解衣就寝。他一见我们就问：“你们两人怎么还没走？”我们直接了当地回答说：“冯县长刁难我们!”说话间回头看见冯谦光垂手肃立在门后墙角，卑躬下气地作侍寝状。范马上持手说：“有什么可移交的!”转脸对冯说：“他们都是学生，跟我来打日本，清白得很，没什么可移办的。”然后又对我两人说：“明白了，你们快结束到前方去。”我们退了出来。第二天聊城长途电话来催于笑虹和我到正在濮县作战的第二十一支队中去建立政治部。于是我们把一堆帐册、档案扔给冯谦光，立即收拾行装，一齐奔向濮县去了。
（根据1986年3月原县委党史办采访孙恩白笔录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