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川
七七事变后，我的家乡河北昌黎县被日寇占领了。为了救民报国，我投笔从戎，于1937年9月到山西太原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科工作。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在罗（罗荣桓）、陈（陈光）首长率领下，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我随部队来到山东。首战樊坝，次克梁山，特别是经过陆房战斗，歼敌大部，很快打开了局面。在抗日胜利的感召下，鲁西南人民抗日情绪异常高涨，根据形势的发展，必须建立地方政权来领导。对此，鲁西行署和部队首长研究，决定尽快建立寿张县抗日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39年8月1日在碌碡庙村开会，选举产生了鲁西第一个人民政权，由杨朴民同志任县长，一一五师派我和吴消、陆斌、陈克己四人到寿张，我为政府秘书，其他三同志分作民运和妇运工作。
寿张县政府成立后，我们首先抓了抗日武装的建设。首先成立了抗日独立营，朴民同志为营长，以后是蔡玉华，教导员开始是李方，后来是高毅。同时，县政府又组织3百余人的警卫连，徐子善同志为连长。我县这两次地方武装在杨勇独立旅的配合下，主动地出击敌人，歼敌不少有生力量，很快开辟了河南抗日根据地。由于军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加上我党统战工作的正确，不少知识分子倾心爱国，投靠抗日，如秦松、赵平雨、王平三等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觉地加入革命队伍，斗争坚决，表现很好。后来，他们都成了坚强的抗战领导干部。
1940年5、6月份，杨朴民同志调鲁西行署民运部，由我接任县长职务，叶大丰同志为秘书。这时民政科长是徐波，司法科长崔一斋，粮食科长秦松，财政科长彭伯成，以后是董杰轩。这时，一区区长于清源，因通敌被枪决后换为李景，以后是于俊峰；二区区长李潘林，不久是王鲁光；三区区长姜德和；四区区长王旭东，以后是孔庆恒；五区区长史九春；六区区长王村；七区1941年成立（实际为1940年春成立，第一任区长李执在），区长徐波（1941年初任职）；八区区长李景贤（岳川）。
1940年，黄河北的一、二、三区一直被敌人控制着。日伪占据着寿张城，一区和七区的一部分被反动的民团武装“九团”把持着，他们充当日伪的别动队，起着破坏抗日的作用。这些地方都是敌战区，我们只能到西边的二区和东边的三区打游击，进行宣传抗日活动，开始动员开展合理负担，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同时对旧的乡区政权进行改造。
1940年秋后，经鲁西行署批准，我们制定了解除“九团”的战斗方案，在军区九团的配合下，利用开会请客的方式，在黄那里村解除了九团，镇压了四名罪大恶极的团首，有秦贵领、吕怀修、闫庆成、刘风勤，收缴了八百多条枪支。壮大了县区武装，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到1941年5月，是寿张县抗日形势最好的时期，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大，敌人的控制面越来越小，后来他们仅能龟缩到县城，再也不敢抢粮和“扫荡”了。
1941年5月，日寇开始在寿张（县城）至梁山一线安钉子，并向东发展、控制，开始“蚕食”寿张东部地区。他们疯狂地杀害抗日干部，威胁抗日家属。在这危难的时刻，有些人开始动摇了。我们阵营的小知识分子分化成三部分，极少数投敌；一部分回家；一部分坚持斗争，如陈发、王材，王正亭等同志，斗争的更加坚强。艰苦的斗争如大浪掏沙，把一些杂质卷走了，保留下来的更加纯洁了。
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是我县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加上敌人频繁的““扫荡””，敌人占领我东部地区，并开始向西部“围剿”，最后我们只能在靠近范刘楼、岳楼、清水河一带活动。1942年9月27日，日寇调集重兵，“铁壁合围”濮范根据地。我县各级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次““扫荡””中遭到严重损失。当时县政府住在裴城寺与清水河之间，发现敌情后马上后撤，这天县大队不在，县政府仅有一个警卫连，撤至甘草堌堆时，遇到了曾思玉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我们配合战斗，突出了重围。“九二七”“扫荡”之后，七区区长徐波动摇了，夜里逃回了家，我给他担了几次保都没来，后派叶大丰到家叫他，他藏起来不见面，最后跑到青岛脱离了革命。
1943年，敌人四·一二“扫荡”，我们有了经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这天，县政府住在闫那里村，发现敌人后，马上集合，在敌人缝隙间里撤到小路口以东，我方未受一点损失。
在漫长的抗日斗争中，寿张县的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的事迹。李仲勋政委率领抗日三支队活动在寿张以西和南部地区，巧妙地打击敌人，取得了王集阻击战、侯庙张楼拔钉子等胜利。1942年吴忠同志率昆张部队，深入寿张以东的敌后地区，打开了敌人很多据点，振奋了民心，对寿张县的抗日工作给予很大支持。寿张县武工队人员少，战斗力强，使敌人惊骇。1941年下半年，武工队深入敌穴，到小吴钉子里打死了杀害我抗日干部的铁杆汉奸屠泽德；二区有个伪乡长（李广平），作恶多端，我武工队员夜袭敌巢，当场击毙，贴出了布告，教训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根据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士瑜同志采访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