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小乾 岳彩真
汪洋，“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学生领袖之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战争中大智大勇的卓越将领。他于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军学兵队做兵运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到延安，不久，又奉命到山东沂蒙一带创建抗日武装，历任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第三团团长，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第四旅政委，泰山军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1942年10月17日，在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二十九岁。
求学报国
汪洋，原名之正，字诚齐，号洪波，曾用名汪大海。1913年5月10日生于今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顾庄（原属山东省东阿县）一个农民家庭。黄河泛滥，土地淹没，兵匪横行，战乱烽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小就体验到了民间的疾苦。
九岁入乡间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不久，一个从北京来的青年学生任他们的启蒙教师，这位年轻的先生很少教他们“三字经”、 “百家姓”、 “之乎者也”之类的封建传统文化知识，却常给学生们讲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抗金和戚继光平倭寇的英雄故事，这便在之正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老师还给他们讲中国有多大，世界有多大，地球是什么样子。当讲到：海比黄河大，洋比海更大时，之正瞪着惊奇的眼睛，嘴也张得大大的合不上。从此，他总神往海洋的博大宽广，波澜壮阔，及年长，上中学时便改名汪洋。
在老师的启蒙教育下，之正初步明白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些新鲜词句的含意，为以后他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8年发生了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仇恨，时在聊城读中学的汪洋悲愤填膺，与同学们到街头声泪俱下地向市民演讲、控诉、声讨，并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惩办凶手，讨还血债！”此后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组成“同学会”，刻苦研究各种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工人周报》等，并写心得、体会、杂记，定期在一起交流、传阅。这段时间，他在思想认识水平、社会活动能力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1年夏，汪洋考入济南乡师。济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泉城美称。这“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如诗似画的山水名城，更增加了汪洋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对祖国百年常遭外国列强的侵侮深感痛心。这时他常常迸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悲壮诗情，他在《感愤》诗中写道：
大好河山，拼死保卫，
与时弊可决裂不可迁就；
可奋斗不可妥协。
使欧美政策不能侵入，
日本大陆主义不能实行。
以鲜血浇列强之恶绝，
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
人人痛心，共赴国难，
能以一死不苟幸生。
……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游行集会，声讨日寇的罪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各大中院校纷纷组成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汪洋被选为济南乡师的学生代表，同济南各学校数百名学生代表组成请愿团，在济南火车站，以“卧轨”的斗争方式，迫使铁路当局妥协，奔赴南京与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团，在国民党总统府前静坐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学生们的呼声听而不闻，最后竟下令强行遣返各地学生请愿团。学生代表一致表示：政府如不接受大家的爱国要求，宁愿饿死也决不离开南京。南京政府便指示警察特务，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威胁、欺骗、挑拨、利诱，并收买流氓打手到学生中间寻衅闹事，甚至偷偷绑架学生。各地学生领袖在一起研究，决定组成学生安全保卫队，以便对付便衣特务、流氓打手的寻衅。大家公推“山东大汉”汪洋为学保队队长，并以生性豪爽的山东学生为骨干，迅速组成了一支三百余人的学保队。汪洋把这些学生分成十个小队，每小队又分成十个小组。在游行过程中，无事时化整为零观察形势，有事时化零为整应付敌人。对于流氓的捣乱，汪洋很注重斗争策略，先礼后兵，服之以礼，慑之以威，使捣乱者沾不上半点便宜。特务化装成学生，戴着“××大学”的校徽，在请愿队伍中互相打骂，惹是生非，反动军警借口学生扰乱社会治安而包围逮捕学生，学保队和军警发生冲突，许多学生被打伤或被逮捕，汪洋等见情况对学生很不利，便建议大家撤退，还从军警手中夺回几个被架走的学生。事后反动当局张榜通缉学生领导人及汪洋。
为避免学生遭受更大的损失，南京地下党组织指示各地请愿学生，迅速离开南京。汪洋在归途中悲愤地写道：
黄河何时澄清？
国仇何时能平？
中华何时能兴？
令人忧心忡忡！
南京请愿后，汪洋进一步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也深深地认识到：对于黑暗反动的腐败政府，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只有唤起民众，拿起枪杆子推翻它，人民才有民主、自由、幸福。从此，他便向往武装斗争了。
汪洋返校后，同一些进步学生，先后创办了“读书会”“同乡会”“学生会”等青年学生组织，在济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查封日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演讲，还组织学生演出队，唱歌演戏，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有时警察进行干预，他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无罪，卖国可耻”对之进行说服教育或说理斗争，使那些有爱国心、正义感的警察同情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经常不辞劳苦，来往奔波于济南、肥城、泰安、青岛、聊城、东阿、临沂等地，发动并联络各地进步青年学生，扩大抗日救亡队伍。他还经常写文章进行时事形势宣传，他在文章中写道：“鸦片战争，受挫于英，甲午败绩，割地于日，济南惨案，发生四起，人人恐慌，一日数惊。甚所以然，皆因我同胞如一盘散沙……”并大声疾呼：“共赴国难！”他还针对国民党的卖国妥协政策写道：“日本所杀者，我同胞也；所占者，我土地也。谁无父母？谁无财产？谁无生命？而反动的军阀不抗日，不救国，反把一些爱国志士视如仇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迫害爱国志士，镇压爱国运动；对外屈膝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恶行径。
在济南乡师学习期间，他还非常注重对自己几个弟弟的思想启蒙教育，从学校捎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小册子供他们阅读，为他们日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5年，汪洋自济南乡师毕业后，到山东肥城县城关镇高小任教，执教期间，因不满教育当局迫害进步教师和克扣教师薪水，愤而发动并组织了全县二百四十余名教师，进行增资罢教运动，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国民党县政府对此极为恐慌，急忙请出教育界名流出面调停，并当即答应汪洋等提出的三项要求：
1．提高教师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
2．改善教学条件；
3．补发克扣的工资。
罢教取得预期的胜利。然而教育当局却把汪洋视为不安定分子，到年底便把他解雇了，并函告附近各县，不要聘用有共产党嫌疑的汪洋去任教。于是，汪洋便化名汪大海，回到济南，与过去一些同学故友，在济南至北京的火车线上，秘密做着革命宣传工作。
由于汪洋工作积极，精明能干，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36年5月，汪洋在中共山东工委由王锡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戎马生涯
1936年秋，党组织派遣汪洋赴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对张学良的下层官兵开展兵运活动。曾任士兵、下士、上士、文书等职。在此，他亲身经历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
汪洋同谷牧等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东北军将士进行“怀念家乡”“打回老家去，救出众亲人”的抗日救国宣传。在下层士兵中组织了“东北军抗日先锋队”，他还教士兵们唱《流亡三部曲》，极大地激发了东北军将士们强烈的自尊心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学兵队自然解体。1937年春，汪洋和谷牧等一同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汪洋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领几位红军干部，到山东莒县、沂蒙、沂水、临沂一带，创建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汪洋又先后奔波于博山、淄川、潍坊、泰山一带，利用同乡、同学、文化教育界的朋友，分头进行宣传、联络工作。同时，还到家乡东阿、寿张、阳谷一带活动，并引导胞弟汪浩、颜华、崔子平、陈伯平、崔家安等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奔波，很快组建了一支8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伍，由于装备太差，加上人员成份复杂，汪洋把队伍拉人山区进行整顿。正当他整顿队伍、进行军事训练时，国民党韩复榘部以统战为名，强行改编了这支队伍。同志们看到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游击队伍，转眼被别人带走了，非常气愤，也非常悲观。汪洋便鼓励大家说：“别泄气，只要咱们共同努力，队伍还会再拉起来的。”
1937年冬，汪洋到国民党山东第三专署专员、第五战区第八路游击司令张里元部队的独立营，同独立营中地下党员谢辉、赵昭取得联系，做该部的兵暴活动。该独立营共四个连的兵力，益都县公安局的警察编为一连，由营长戴星三掌握，宋炜带的益都壮丁队为二连，谢辉连为三连，赵昭连为四连。
1938年春节后，张里元命该营北上博山防守，汪洋认为这是把部队拉出来的大好时机，便和谢辉、赵昭、张岗、崔介商量行动事宜，并作了具体布置。他们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独立营中四个连，掌握在我们手中两个，眼下二比二，势均力敌。益都县公安局组成的一连，由原来的公安局长现在的营长戴星三牢牢掌握，属于最顽固的力量，是主要打击的目标。宋炜的二连，成员是益都的壮丁队，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更重要连长宋炜，原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为了慎重起见，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由汪洋亲自做宋的思想工作。
行军途中，汪洋一直同宋走在一起，汪洋一边走一边唱《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赤色的旗儿，染透了碧血。
美好的河山，岂容日寇侵犯
我们同仇敌忾，意志如铁。
……
同胞们，团结起来。
为了民族的独立。
为了人民的幸福，
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奋斗，建功立业。
汪洋的歌唱得很美，声音浑厚而深沉，让人听了充满希望和力量，宋炜被他的歌声打动了，他审视着身边这个英俊魁伟的年轻人，暗暗称奇，心想：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于是便打听起唱歌人的来历，知情人告诉了他。宋炜顿时对汪洋充满了敬佩之情，于是两个人就很热火地攀谈起来，一路上汪洋给宋谈抗日的道理，谈统一战线，谈共产主义……宋炜听得很入迷。当部队到达鲁村，通过对宋炜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汪洋感到机会成熟，便把兵暴的打算告诉他并征求意见，宋炜欣然赞同，毅然站到革命的行列。后来宋炜回忆说： “汪洋同志，是我革命的启蒙人，当时跟我并肩行军，一边走一边唱《五月的鲜花》，是在启发我的革命意识，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才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争取宋炜成功，部队力量形成了三比一，当队伍行进到博山下庄时，二三四连举行了兵暴，缴了一连及营部手枪队的枪，驱逐了反动营长戴星三，由汪洋、谢辉、张岗、崔介等率部队转移到莱芜常庄参加了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被编为四支队第三团，汪洋任团长兼政委，张岗为政治部主任，崔介为参谋长。在淄博泰山区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汪洋按照红军的制度和作风，对部队进行了系统的纪律整顿，对战士们进行了爱国爱民搞好军民关系的教育，并带头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常在大会上讲：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我们的父母兄弟正遭受着侵略者的欺侮，我们正是为了解放他们使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才参加抗日的，因此，决不能损害人民的一丝利益。我们又是革命的队伍，不是土匪，如果我们乱拿群众的东西，人民群众就会害怕我们，反对我们，把我们当做敌人。人民的军队如果脱离了人民，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就会渴死、饿死，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了。他的讲话，深刻地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这支抗日队伍，不断从战斗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整训，边扩军，部队不断壮大，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两三个月时间，队伍便发展到四五百人。不久，钱钧任团长，汪洋任政委。
5月，国民党军的山东别动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调集大批兵力向驻莱芜城的四支队进攻，为维护统战关系，四支队派人与其谈判，并主动让出莱芜城，由于秦部步步进逼，四支队被迫在莱芜城西鹿鸣山进行了反击，钱钧、汪洋率部奉命驰援，夜行百余里，在莱芜城西，击退秦部的进攻，追击敌人到矿山子。
7月中旬，汪洋率部南下，参加了打击顽固派申从周等部战役。此后，四支队南下，部队调整了建制，撤销了三团番号，所属部队编入二团，钱钧任团长，汪洋任政委。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8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率四支队撤出滕县东北山区，东撤途中在八里沟遭地方反动武装伏击，二团英勇反击，将敌击溃，此次战斗打出了二团的威风，受到山东省委的高度赞扬。随后二团随省委回到沂南一带进行休整。
为加强鲁东南地区的抗日工作，9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又指示二团赴莒县、临沂、郯城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部队的有力支援，鲁南地区的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这里，汪洋不仅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也表现出他优秀的政治才能和处变不惊的领导气质。他在召开一次军政干部会议时，突然一颗炮弹落到会场附近，却很懂“礼貌”似的没有爆炸，对这位不速之“客”，与会同志都感到非常紧张，汪洋镇定自若，风趣幽默地说：“秦启荣咋派了一个哑巴代表来列席会议呀！”同志们被逗得哄堂大笑，惊恐气氛顿时变成了欢乐气氛。
1939年4月，根据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颁布的第一期整军计划，山纵四支队进行了整编，原一、二、四团合编为一个基干团。廖荣标任四支队司令员，林浩调一区党委后，胡奇才接任四支队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汪洋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下旬，汪洋随司令员廖荣标带领四支队司政机关和两个连，驻莱芜雪野进行训练。一天上午8时左右，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及随从人员12人，身着便衣骑着马沿汶河上游走来，在雪野村北，被正在操练的战士们截住，当听说是沈鸿烈路过这里，廖司令员忙委托汪洋负责接待。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汪洋马上让政治部宣传队写了许多大红标语，内容是“欢迎沈主席！”“拥护沈主席领导山东人民抗日到底！”等。在汪洋的陪同下，沈鸿烈一行缓缓走来，战士们列队欢迎。这位省主席一路上看到贴满了欢迎他的标语，非常高兴。摘下礼帽点头笑着，对部队的阵容风貌赞叹不已①。
汪洋在统战工作中，既善于团结又敢于斗争。1938年8月，四支队基干团一营在新汶谷一带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后撤出战斗，这时秦启荣的部下陈三坎恰巧率部走到那里，陈指示部下，将被四支队打死的日本兵身上的衣服、鞋子脱掉，还把鬼子的头割下，抬着到各村招摇撞骗，欺骗群众说这一胜仗是他们打的。汪洋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让秘书给这位顽军司令写了封信警告他：这种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陈接信后，非常害怕，请求亲自到四支队解释并道歉。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由汪洋同他会面，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在莱芜县圣井村，汪洋会见了陈三坎。汪洋严厉地质问他：“我军在新汶谷同日军苦战时，你们的部队在哪里？你们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打过鬼子？”陈被问得瞪目结舌。汪洋又说：“我军历来认真执行党的优待俘虏政策，只要敌人放下武器，就一律宽大，更何况对已死的敌人。而你们把日军尸体上的衣服、皮鞋脱掉，把头割下，到处欺骗群众，不仅破坏了我党的对敌政策，也败坏了八路军的声誉。”陈推诿道：“那都是部下干的，鄙人不知此事，回去后一定要对部队严加管教……”汪洋又严肃地说：“谁抗日，谁不抗日，广大人民看得一清二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见证人。抗战是正义的，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内战是非正义的，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骂！”陈赶忙说：“兄弟我坚决与贵军合作抗日……”汪洋见对方已完全服输，最后又说了些语气缓和的话，使陈后来一直不敢同八路军闹摩擦。
据当时任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庄心一回忆说：汪洋很注重军民关系，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1940年春，部队在农村休整，汪洋外出回来，发现挂在墙上的望远镜不见了，除了房东外别的人一般是进不了屋的。他心里尽管着急，但没有向房东发脾气，也没有急着询问房东。通过细心观察，他偶尔发现房东的小孩儿，用双手罩着眼做手势，他马上让通讯员询问小孩那是在干什么？当从小孩儿那里得到线索后，他又和风细雨地给房东谈心，先说：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天，给您添了好多麻烦，我们的同志也都很年轻，说话、办事照顾不到希望您多加原谅，如有对不住您的地方希望您能提出批评。谈话进行得十分投机的时候，汪洋很自然地说，我的望远镜丢了，不知您或您的孩子是否拾到？房东很内疚地说：“首长，真对不起，我的小孩儿拿着玩了……”不久，汪洋带领部队离开该村，房东流着泪送了一程又一程，并再三说：“下次到这里，一定还住俺家！”
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颁布第四期整军计划，实现主力全部正规化。鲁中军区进行整编，以一、四支队主力合编为山纵第一旅，由山纵副指挥王建安兼任旅长，钱钧任参谋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兵力一万余人。在山纵一旅成立大会上，汪洋正在作政治报告，突然接到急报：哨兵发现敌情，敌人大兵压境，步步逼来，情势已万分危急，汪洋立即把形势报告改为战前动员，他以极富鼓动性和号召力的表情和语言，鼓舞大家：“同志们！战斗马上就要开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是英雄、是好汉，在战场上比比看，看哪个连队打得最好！看哪个同志打得最勇敢！”
这一仗在准备极其仓促的情况下，经过汪洋的适时鼓舞和紧急动员，战士们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人人奋勇，一鼓作气，将来犯敌人彻底击溃，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为鲁西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过几十年以后，当一些老同志回忆起那次汪洋由形势报告及时改为战时动员的演讲时，依然记忆犹新、激动不已。
不久，山纵一旅奉命投入“百团大战”，主动向日军发起了攻击。汪洋指挥二团在博山、莱芜一带连续出击，作战月余，共历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日伪军760人，俘500人，获长短枪500余支。
汪洋的出众才能，源于他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虚心听取下级意见、集纳众人的智慧。庄心一回忆说：他当时做宣传工作，很年轻，资历也很浅，但汪洋征求每个同志的意见时却从不漏掉小同志，总是很细心很郑重地问来问去，让每个人谈谈自己的意见。他曾建议在部队实行“模范连钢枪化”，汪洋采纳了他的建议。凡作战勇敢、训练成绩优秀的连队，一律配备钢枪，这样整个部队不仅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竞争力。
根据山东纵队第五期整军计划，1941年8月，以原一旅三、四团为骨干，另调一军分区一团，又调大沽山独立团，组建山东纵队第四旅，廖荣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钱钧任副政委，刘国柱任参谋长，张子明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张走后，欧阳平接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大崮独立团。一、四支队番号撤销。
不久，日伪军出动8000余人对泰山地区发动毁灭性扫荡，莱北一带村庄全部被烧光，大批群众被抓到东北做劳工，泰山区损失中共党员两千多名。日军大量安置据点，设置封锁线，推行保甲制度，扶植汉奸势力，企图分割以至最后毁灭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廖荣标和汪洋带领部队同敌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9月下旬，汪洋率四旅一部在行军途中，遭到日军袭击，汪洋镇定自若，从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很快转危为安。
春节前后，为恢复鲁中根据地，打通芦山、沂山与蒙山的联系，摧毁敌人在大扫荡中再次建立的环蒙封锁线，汪洋率领四旅十一团、十二团攻克西高都等地日伪军据点10余处，敌封锁线多处被突破。
遵照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军队地方化”的指示，1942年3月，山东分局决定：山纵第四旅兼第一军分区，汪洋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廖荣标任军分区司令员，欧阳平任政治部主任，刘国柱任参谋主任。
汪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最困难的两年。他带领全体党、政、军干部认真学习了刘少奇的《关于山东工作》②等报告，在泰山地区广泛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组织民兵，开辟农村抗日根据地，同时进行减租减息、反奸除霸运动，使泰山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不久，汪洋根据鲁中区党委整顿支部工作的指示，对地委直属80多个党支部进行了整顿。通过整顿，加强了支部建设，提高了党员素质。此间，汪洋还根据山东分局、中共鲁中区党委的指示，认真纠正了两年来地区及部队中相继发生的“肃托”错案。
由于战祸加上天灾，1942年春，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灾荒年，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乱中饿死了，这时，抗日战争在全国也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日军在山东增兵10万，并对泰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方圆数百里的泰山根据地，敌人沿山临路，炮楼据点达314处。汪洋执行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在泰山区各地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下设敌工部，并在基层设立敌工站。在对敌斗争中，加强了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敌伪军，建立两面政权。
中共中央发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号召，汪洋在一次政治动员会上讲：“……天要明的时候黑一刹，灯快要灭的时候亮一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敌人一时的猖狂凶残都逃脱不了即将灭亡的命运。”③这些号召和指示，鼓舞了士气，大家决定咬紧牙关，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在经济条件越来越困难的时期，汪洋带领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开荒、种菜、纺花织布。敌人来了便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把井都封起来，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抗日根据地的红旗，依然飘扬在泰山之颠。
在对敌斗争中，汪洋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及时开展了“双减”工作。他带领地委工作队，在进行“双减”工作的同时，开展借粮运动和反资敌斗争。在“双减”运动期间，他不失时机地命令部队，伏击骚扰根据地的日军，保证了根据地“双减”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2年5月，朱瑞在山东分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六七月份，汪洋带领地委、行署干部开展了认真深入的整风学习，并在党、政、军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广泛地动员，会议后期，汪洋和大家一起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整风。通过整风，大家提高了觉悟、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九·一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汪洋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精神，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泰山地区在工作中逐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气吞山河 壮烈殉国
1942年10月，廖荣标司令员率军分区主力部队挺进淄河流域，向鲁东地区发展。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和专员赵笃生带领地委、行署、军分区机关干部及军分区教导营、十团一营，在博山西刘白扬村培训县、区级领导干部。由于叛徒告密，10月16日，日军从莱芜、口镇、新泰、淄博胶济路等地调集近6000日军，于当日夜间，分6路向刘白扬围袭过来。17日拂晓已形成包围圈，当发现敌情后方圆数十里已遍布敌军。
汪洋马上组织突围，十团一营由营长赵钧率领，在前方开道，教导营营长石新及军事队队长田光林率领教导营及军事队断后；地委、行署及分区机关干部居中，向东博山方向疾驰，以期与廖荣标的主力部队汇合。队伍行至莱芜山区公路时，发现前面山后有敌人埋伏，便迅速沿公路南撤，走约四五里路，发现莱芜方向的北上之敌已占领公路两侧的东西山头，未及交火，汪洋便指挥队伍，后队变前队，向北疾驰，行10余里至茶叶口，又与章丘方向压来的南下之敌遭遇，激战半小时后，无法突过，汪洋立即率部队向东西吉山冲去，队伍行至吉山西岭，发现四面均有敌人，汪洋便同赵笃生、石新、赵钧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兵突围，军分区机关干部及教导营由石新带领，虚张声势，攻击北岭，将敌人注意力引向北方，然后再向东突围，与地委、行署机关会合；地委、行署机关干部由专员赵笃生率领，从吉山西岭走小路向东悄悄突围；张鹏展率军分区教导营政治队向东北突围；汪洋带领十团二营两个连、机枪排及教导营军事部在西岭拦截西面追来的敌人，掩护四路队伍突围。汪洋同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阻击着西面、东南、西北3000多敌人的疯狂进攻。汪洋要大家节约子弹，瞄准了再打，靠近了再打，5个敌人以上才用手榴弹，这样十几挺机枪和百余支步枪，组成强大的火力网，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锋，使敌人在山腰上丢下200多具尸体。激战一小时后，估计几支队伍已走远，汪洋才带领战士们撤离阵地，向东追赶部队。
当汪洋与石新、赵钧等三部会合后又与埋伏在吉山东岭的敌人展开了激战。汪洋命令机枪排绕到敌人侧背猛烈开火，日军顿时乱了阵脚，汪洋指挥部队，乘势向敌人发起进攻，将东岭之敌击溃，便趁机向东南博山方向撤退。约行数里，又遇淄博之敌自东向西涌来，汪洋察看敌军，人数众多，锐气正盛，不宜硬拼，决定避开锋芒，但不能暴露要走的意图，便传令吹冲锋号，做冲锋的架势，然后调头向南突围，取得成功。
抛开敌人后，汪洋带队向吉山南岭疾驰，在抢渡吉河时，东西北三面之敌已合拢过来，并交叉向正渡河的汪洋所率部队猛烈开火，部队伤亡惨重。汪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并令神枪手和机枪射手专打敌人的机枪手和指挥官。打掉敌人几名机枪手和指挥官后，敌军火力骤减，汪洋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迅速渡过吉河，抢占南岭山顶，谁料当他们冲到半山腰时，早已埋伏在山顶的敌人，突然猛烈开火，汪洋肩部中弹，一营营长赵钧和军事队长田光林等牺牲，战士们又倒下一批，汪洋一边让机枪手掩护，一边指挥队伍顺着山腰向西北方向从敌人的间隙处斜冲下山坡。来到吉山主峰脚下，四面八方的敌人已如蚂蚁般围拢过来。此时，战士们子弹已打光，人困马乏，一天一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有些战士倒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刘叙坤、锄奸科长孙玉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凯军等相继牺牲。汪洋见状，两眼冒火，望着身边几十名大都负伤的干部战士大声喊“同志们！报效国家的时刻到了，上刺刀拼吧！”说完，一马当先，端着刺刀，向敌群冲去，战士们紧跟在他的身后，勇猛地扑向敌人。几十名勇士像一股激流，在敌兵的人海里翻卷起一个巨大的旋涡。此刻，暮色降临，阴云密布，喊杀声震得山鸣谷应。汪洋浑身是胆，凭他气吞山河的气概，一路杀去，所到之处敌兵纷纷退避。战士们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掐住敌人的脖子，有的死后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的刺刀拐弯了拔不出来，赤手夺敌人的刺刀，牺牲时几个手指全被割掉。终因寡不敌众，壮士们一个个倒下去了，教导营营长石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汪洋浑身伤十几处，跌倒在地，待敌人走近时，他翻身坐起，用最后一点气力，将枪掷向敌人，英雄仰面倒下了，两眼瞪得大大的望着苍天。敌人远远站在他周围，望着这员虎将，好久不敢走近。
汪洋牺牲了。噩耗传出，地委、行署、军分区领导人迅速赶来，共同处理善后事宜。在掩埋烈士遗体时，在汪洋遗体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他为烈士写的挽联：
凡七尺男儿生当为国，
做千秋鬼雄死亦光荣。
这挽联竟成了他对自己的遗挽。
汪洋牺牲后，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告全军将士致哀，延安《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泰山日报》均发表悼文纪念。山东省党、政、军为汪洋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为汪洋写了挽词：
投笔从戎救亡业，
捐躯拼杀吉山血。
二十九龄春正盛，
十月十七全大节。
敌军六路成合击，
健儿数百齐挥钺，
三百勇士同殉难，
全军誓把国耻雪。
①刘志太：《难忘的战斗生涯》，《泰安党史资料》1989年第1期。
②《中共鲁中区鲁中南区党史大事记》109页。
③欧阳平：《奋战黎明前——抗战最困难时期在泰山区坚持斗争的回顾》。《泰安党史资料》1987年1期。
（本文选自《中共濮阳党史人物传》，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