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9）
中共台前县委党史办公室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中，我县人民经过八年的抗日斗争（在县境内的武装斗争六年），从魔掌中夺得了政权，人民第一次作了自己的主人。我县全党全民，欢欣鼓舞开始和平的创造劳动。正在这时（1946年6月），万恶滔天的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议”，又放起了内战的大火，这就迫使我国人民不得不进行革命的解放战争。当时我县紧属于这个战争的前沿，全县党政军民，全力支援了这个正义的解放战争。在这同时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封建主义展开了歼灭战役，掀起了翻天复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方土地改革，前方炮火连天，我县人民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防奸防特，参军参战，踊跃支前。1948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在望，我县人民经过土改，彻底翻了身，开始了劳动互助发展生产的运动，新的群众运动和序幕揭开了。
（1）蒋介石发动内战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到处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奔走相告，互相祝贺，满以为跑出战争的苦海，进行和平的生产劳动了。
寿张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生活，有的看到墙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的标语便高兴地说：“这下子日本帝国主义可被我们打倒了，抗战终于到底了，这标语应该去掉，换上‘建设新中国了’。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党。它当然懂得中国劳动人民的和平愿望。但党对国民党却没有抱着和平的幻想。因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保存和聚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在依靠苏联和英美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后，收鱼人之利，然后举行反共战争，消灭共产党，建立它在全国的黑暗独裁统治。为着这个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外国援助国家党抗日的武器都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危机就立刻威胁着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39年）。
国民党做贼心虚，一方面迫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一方面要取得布署内战兵力和占领战略要地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在他美国主子的帮助下，运转兵力。1946年9月，国民党从大后方把兵力运送到各战略要地之后，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向解放区的人民举起了他血淋淋的屠刀。
中国共产党有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于国民党依靠了其主刁美帝国主义坚持反动内战的阴谋早已洞悉，并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解放区的人民希望和平，但决不乞求和平，反对战争但决不害怕战争，为了保卫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奋起自卫，用革命的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
歼灭封建阶级的战役——土地改革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们起见，党曾经将抗日战争以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主动的改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解决，阶级矛盾突出，解放区的农民压抑了八年的土地要求，希望得到满足。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奋战，保卫胜利果实，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指示，变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前方打蒋军，后方挖蒋根，在自卫战争的同时解放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民合理的要求，这是党的英明政策，正如后来规定的土地法大纲所说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70%到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人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它人民却总共只有约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的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寿张的情况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成天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土地的贫雇农却很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
地主富农依靠土地剥削农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方式有四种：
第一、“大种地”地主将土地租出去，什么也不管，单等佃户将粮食晒干扬净打一石，地主清分五斗。
第二、“三堆种地”牲口农具都是地主的，佃户得给地主喂牲口，供饲料磨面，收了庄稼佃户只得三分之一，佃户家的人还得给地主家洗衣服。
第三、“秋三·七，麦二·八种地”佃户不管牲口农具，秋收作物分三成，麦季只分二成，据说麦子花工少佃户就该少分点。
第四、“干半播种地”平时佃户只管种地，地主管吃，麦季只分一成，秋季分一成半。
除依靠土地剥削外，还放高利贷，借粗粮还细粮，吃一斗还三斗，借钱是“驴打滚”“利滚利”。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血汗起家，地主比资产阶级还利害很多倍。地主有连绵的大片土地，高大宽敞的楼房瓦舍。成群满拦的肥牛壮马，满仓满囤发霉的粮食都是农民血汗的结晶。
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农民，而且在政治上压迫农民，在人格上污辱农民，左洼村左振德父亲死后，母亲给李家做饭，他给李家放羊。后来母亲也死了，他便给李家扛活。有一年秋天，他下地给李家看秋，正当七月阴雨连绵，天冷地湿，他拿了一捆谷草准备铺窝棚，叫地主臭骂了一顿：“你活得倒在意哩!叫你去看庄稼，不是叫你去睡觉，少一棵庄稼就给你算老账，结果把谷草夺去”。
杨庄的杨孬打死了在他地里扒地瓜吃的地主家的狗，这可惹了塌天大祸，地主把杨孬用绳子捆起来打了一顿，还要叫他买棺材披麻戴孝，发殡他家的狗，买不起棺材，只好买了个火柴箱发殡了他的狗。
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地主同样狼。台前公社阎堤的阎泮玫、阎泮新，白拉同的岳崇爵、史家胡同的史大麻子（史景贵）和他儿子史传忠谁没霸占过农民的土地，谁没强奸过农家妇女？
地主的绫罗绸缎、高楼大厦、山珍海味是以农民的衣不遮体，屋不挡寒，食不饱腹为基础的。丰收年是半年瓜菜半年粮，灾荒年只好抛乡离井，妻离子散。台前公社全社14124户，土改前经常逃荒在外的49044户，近的逃到利津，远的逃到东北。戴庄是一个40户的小村，经常逃荒的27户，占全村总户的67.5%，死在外边的32人，人死了没有葬身之地，群众说：“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地方是儿，狗是棺材”。这就是土改前广大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悲惨生活的写照。
1946年冬，我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土改运动，千年的铁树要开花，农民的土地要回老家。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地主阶级却拼命反抗，他们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破坏土改运动，白拉同的地主就曾用过美人计。但乌云遮不住太阳，黑夜拦不住署光。不管地主如何卑鄙地破坏土改，也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地主都被斗倒了，农民分得了土地，彻底翻了身，如台前公社7550户，42485名无地的农民分得了44401亩土地，分得了牲口、农具和房屋，真正做到了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劲头万丈高，农民说：“给地主扛活，十分力气用三分还觉着过火，土改后十分力气用十二分还觉着不足”。农民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翻身的农民一面积极生产支援前线，一面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正如当时的农民编好的快板书所说的：
共产党，象亲娘
亲娘不如共产党
地回老家人翻身
翻身的日子象冰糖。
坚决跟着毛主席
积极参加打老蒋。
（3）防奸妨特参军参战
1947年是敌我战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一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敌人为了进攻解放区，消灭革命人民，便派遣了大批的特务到解放区来放毒放火，杀害干部，造谣破坏，搜集情报，我解放区的人民也展开了防奸防特的斗争。在这斗争中，民兵和儿童团起了先锋作用，原阳谷、阿城镇的儿童团尤为活跃。
阿城儿童团1946年建立，团长有李恒德、姬庆红、李玉其等，由李玉峰任指导员。当时，全镇共有团员40人，到1947年阿城的儿童团随着革命工作的胜利发展，而大大发展起来。1947年的儿童团长有张茂才等6人，委员11人，团员230人（其中男的179人）后来团长有8人，委员15人，团员370人，（其中男的192人）。儿童团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土改斗争，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和宣传鼓动工作。
在站岗放哨中，非常认真负责，如程少文、李洪英、赵家秀、李松成，他们在站岗放哨中，不管是亲戚朋友，只要是没有通行证便不准通行。由于他们的认真负责，查住了不少外逃的地主，路过的坏分子。还从坏蛋身上搜出了一支枪。儿童团的岗哨就是解放区人民撒下的天罗地网，特务、坏蛋到了解放区就是插翅也难飞掉。
在土改斗争中，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农民斗争了恶霸地主，维持会场秩序，领着喊口号，没收地主的财产都非常积极。他们是农民得力的助手，经常受到领导同志的表扬鼓励。
当时儿童团里有六支枪，他们经常配合本镇民兵看押地主，捉拿坏人。晚上配合民兵打更放哨，保卫解放区人民的安全。
儿童团李洪英带着129个小团员曾到阿城几十里路远的大杨庄去买生铁等军火原料，交给八路军换回手榴弹，作为民兵儿童团的武器。当时周围的村庄相当混乱，暗藏着不少的敌人和坏分子，但他们却不怕这些，能多次机智灵活地完成任务。
当时的儿童团和八路军真亲得如同一家人，八路军教他们唱歌、放枪，他们也经常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帮八路军送信。
儿童团员还经常到集上检查私货，防止奸商的破坏活动。还帮助政府和农会查“黑地”，如地主徐振祥不少的黑地，都是被儿童团查出来的。
儿童团在开大会、过节时，经常唱歌、扭秧歌、演戏、使会场节目非常活跃。
他们不仅做以上这些工作，有时配合民兵直接参加战斗，如打朱庄据点的汉奸时就有张茂才、姬庆恒等20多名儿童团自动到朱庄去挖地洞埋地雷轰炸敌人。他们把这种光荣传统在解放战争中又发扬光大了，他们在维持社会治安，打击地主与坏蛋、防奸防特中做出了不少的不可磨灭的成绩。
1947年4、5月间是国民党疯狂进攻的顶点，是解放区人民大反攻的前夜，寿张县掀起参军高潮，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参军的事例到处都是，不胜枚举。
1947年4月8日刘奎斋村北搭着广大席棚，会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歌声荡漾，锣鼓喧天。这就是参军大会的会场，区长吴文吉、区委陈永嘉同志先后讲了话，讲了参军的意义，讲了参军的条件，台下立刻响起了震天动地口号声。
“打倒蒋该死，解放全中国!”
“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
“……”
正在这时，一个身村魁梧，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跳上了讲台，他激动地说：“我报名!打倒蒋介石，我得算一份，我家里也都同意!”这就是七级积极分子艾思太，他的话刚说完，又一个小伙子跳上台，这是他的弟弟艾思红，他二十一、二岁，身强力壮，膀宽腰圆。他说：“两个去一个也摊不着!我去!”，两个人都要报名，正在这时一个老太太走上台来，这就是他们的母亲，妇女会长老党员，她说：“孩子不用争了，你俩都去吧!”他俩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一起到领导那里报名去了。
老太太在台上发言了：“我也报名参军!”台下哄地一声笑了起来，她严肃地说：“这是笑啥？我不能打仗，我不能给战士做饭吗？”
老太太刚下台，台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媳妇，台下顿时静了下来。这就是艾思太的妻子，她从来不爱在人多的场合下说话，所以她走上台来，面红耳赤，神情紧张，好久没有说出话。这时台下有人交头接耳地说：“八成是要拉后腿”。
她说：“我也得参军去!”台下又哄地笑起来。“大伙儿别笑，我不会打仗，我可会看护伤员!给咱的子弟兵洗洗缝缝!”
会场上沸腾起来了，年青的小伙子，十八、九的大姑娘，刚剃过胡子的“老青年”都纷纷报名参军，当场报名的不下百十名。
寿张县当时50%的青年都报了名，参军青年有一万余人，补充在十一纵队。原阳谷也有八千多名青年参军，编入刘邓大军，大大充实了我军力量，为大反攻打了牢固的基础。
1947年5月中旬，鲁西第二地委在刘奎斋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号召大家加强河防，做好准备，支援刘邓大军过黄河，开始全国大反攻。
在县委书记雷振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河防工作。当时的布署是：四区民兵负责马庄、梁集一带；八区民兵负责十里井至姜庄段；县基干队负责黄河以东以西的一段。
吴文吉同志是支前指挥部指挥长，负责筹备船只，将船伪装隐蔽好，以备刘邓大军过河。
吴文吉同志亲率民兵，筹备了十一只大船，并将船隐蔽在孙口附近。
古历四月二十八日，黄河南岸敌人五五师曹福林部，一股乘两只小船，在炮火掩护下抢渡黄河，企图来河北破坏我渡河船只。
河防司令部曾司令员，领着河防部队一面阻击，一面又命令吴文吉、郭德泉同志去调河防队。
河防上的民兵缺乏战斗经验，武器又不好等，吴、郭二同志调来河防队时，两船敌人已经登岸了。敌人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步步紧逼，向孙口进攻。如果敌人靠近孙口，一定要爆炸船只，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要前功尽弃了。
曾司令领着一个警卫班，指挥着一挺轻机枪阻击敌人，并命令吴、郭二同志带领河防队从侧面迂回敌人，敌人听到背后有人大喊：“抓活的!”乱成一团，曾司令带人来了个反击，敌人纷纷跳进了黄河（船回南岸渡第二梯队还没回来）。这次战斗击毙淹死敌人22名。
7月1日刘邓大军南下，粉碎了国民党有四十万大军把守的黄河天险，进入了大别山，象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刀，迫使敌人转入防御，于是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
后来敌新五军北上，河防工作又紧张起来。当时，黄河南岸是炮火连天，黄河北岸根据中央9月9日公布的土地法大纲进行斗争。
结冰时期，敌人经常到河北岸来扰乱，我们组织的民兵骨干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从陶城铺到张继杨一百多里的河防线都挖了交通沟、盖沟，筑了工事，每一里设一个班，自卫队成了3、5人的民兵小组，并在交通沟的外沿有重点地布置了地雷、树上墙上挂满了“小型地雷”的木牌，有真有假，有实有虚，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
我们的民兵不是单纯地防御，而且经常主动地出击，以攻为守。有一次由赵玉山同志领导着一百多民兵出击敌人，俘敌27名，缴获长短枪19支，把敌人压缩到小清河以东，保证了河防的安全。
我刘邓大军过河后，国民党军队拼命地顽抗，每一次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前方指战员在浴血苦战，后方的党政群全力支援，我县在支前指挥部领导下，组织了两个食宿站，第一个由李景贤等同志负责，设在第一区的白镇村。第二食宿站由王芳瑞等同志负责，设在竹口明堤村。食宿站的任务是照顾转送伤病员，招待抬担架的民工。
当时野战第二医院就设在卫堤一带的村庄里，院部就设在莲花池。我县组织的担架队，将负伤的指战员从前线抬下来，经过食宿站，分到第二野战医院的各点去疗养。
当时黄河南岸，枪炮声终日不断，战斗十分激烈，我军要南下，敌人便反扑，形成了拉据战，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的红头飞机整天在河北岸侦察扫射，轰炸封锁我河上渡口。农民白天在地里干活它扫射，夜里暴露一点灯光它轰炸，我们的伤病员只得在白拉行里，在树底下，在防空洞里治疗。我县招待伤病员最多时达千余名，抬担架的民工达6千余名。前方在紧张地战斗，后方在积极地工作。当时负责看护伤病员的妇女队长王凤兰同志（现在粮局工作）提出口号“招待伤病员就是报答我们的恩人。”于是在几百人的看护员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报恩运动，每次伤员来到食宿站时，都争先恐后地热情招待，送水送饭，伤重的喂饭，端屎端尿，洗血衣、上药，伤员都感动地满眼热泪地说：“亲爹亲娘也不能照顾这么周到。”
1947年和1949年，两年当中共招待伤病员约六千人，民工三万多人。在支援前线、消灭敌人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全党整风的新局面产生
1947年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决定普遍实施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决定整顿党的队伍。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后期，尤其是日寇投降后，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47年下半年已发展到二百七十九万人。党的队伍的发展使得党能够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正如毛主席1947年12月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说的：“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与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1948年2月22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老区半老区执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同年5月25日又发布了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1948年冬，战线南移，只能在报纸上看到淮海战役的消息，敌人的飞机绝 了，炮声听不到了，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巩固后方，整顿党的队伍，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县在九地委的领导下分三期进行整党。
第一期在坡里附近，所谓坡里整党，在整党中批判了地主路线，党性不强等错误，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一区区委陈永嘉由于郭建智事件畏罪自杀，韩XX 开除党籍，判处五年徒刑。
第二期在莲花池附近，第三期在观城附近。经过这次整党，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密切了群众关系。整风后党员干部都放下了架子，抗起了粪筐，参加了生产，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总之，经过1948年的整风，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农村出现了新局面。为以后农村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群众运动的序幕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消灭了蒋介石六十万精锐部队，战争的胜负，大局已定。消息传来，全县振奋，支援淮海战役的民工都陆续回来了，大家赞扬着我军的英勇善战，嘲笑蒋匪军的松包，谈论着民工如何用扁担俘 获蒋匪的散兵的故事。
江北解放了，社会安定了，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都积极地投入农业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号召，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1949年春，林彪将军率领东北大军，从我县孙口渡河南下，我县人民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扭秧歌喊口号，烧水端茶，鼓励慰劳自己的子弟兵。
四月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五月解放了上海，又乘胜追击。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地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残酷的战争基本结束了，复杂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全县人民的面前，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暴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人民，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
困难是杆称，看你硬不硬。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寿张县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英勇地向自然宣战，战胜黄河，战胜旱灾，战胜贫困，夺取丰收。掀起了新的群众运动的序幕。
（本文选自《中共台前县党史资料摘抄》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