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松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武力援助下，抗战结束后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6月底，撕毁了“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挑起了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为了粉碎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组织全国性的大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了革命战争和运送解放军、支前物资需要，1946年11、12月份，冀鲁豫军区党委决定由郭英带人筹建黄河河防指挥部。经过郭英和同志们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47年2、3月份在寿张县长刘村（今河南省台前县长刘村）正式成立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简称指挥部）。任命郭英为政治委员、党代表，曾宪辉为司令员，刘茂斋为副司令员，梁仁奎为参谋长，谭广汉为副参谋长。之后，在黄河河防指挥部的指挥下，形成了沿黄河上至濮县，下至东阿，后延伸到济南三百多公里的黄河河防保卫线。
黄河河防指挥部的任务是：
第一，造船，做大军过河的准备。每个渡口要造船20只。造船采取分散、隐蔽的方法，普遍成立了木工厂、铁工厂、纺麻厂、生产木板、铁锚、麻绳等必用物资。赶造木船要时间快，质量高，同志们开足马力，日夜奋战。孙口渡口造得比较快，船也比较大，共造了50多只，有几只可以容下几辆大汽车和装甲车。全县7个大队，共造船320只。
第二，护船，抵制新五军的破坏。曾宪辉等人在黄河北岸制造船只，被国民党新五军发觉了。他们在黄河南岸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挖战壕、修工事，不断派遣船只偷袭指挥部，同时敌机每天来轰炸。曾宪辉他们是在敌人的炸弹、照明弹和飞机扫射下进行作业的，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仅四大队就有5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减少伤亡，指挥部把兵工厂挪到树林里，把造好的船只藏在船坞里。敌机炸不到船，又派船偷渡，妄图过来烧毁船只。比如有一天早晨，敌人两只船约载有一个排的兵力，向河北驶来，曾宪辉发现后，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下达命令，就从一个战士那里夺过来一挺机枪，带领其他两名战士扑向河沿，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沉了两只敌船，50多名敌人淹死在河里。接着敌军又向我阵地发起炮击，四大队的同志们配合独立营与敌人展开激战，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三点停止。如果战船被毁，就会直接影响二野飞渡黄河的布置。
第三，防守黄河，保卫解放区。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全境解放，成为可靠的后方。解放区正进行着轰轰隆隆的土改，一些顽固的地富分子都跑到了黄河南，组织起反动的“还乡团”，配合敌新五军，企图杀向河北，破坏土改，残害我革命干部，气焰十分嚣张。黄河指挥部又肩负起防守黄河，打击入侵之敌，抗击还乡团，保卫解放区的重任。
第四，转运军用物资，护送军民。当时，黄河南是游击区，我军的主力、地方武装和革命干部以及大批群众，要通过黄河渡口到河南打游击，搞活动，形势紧张时，大批干部和群众要到河北存身。这样，就要护送群众和军队。开封解放后，要把大批胜利品、枪炮弹药和一些伤员转到河北解放区。所有支前物资，都要通过黄河渡口运往前线。
第五，训练船工，加强政治和技术指导。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黄河，把几十万军队安全运到对岸，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驾船技术是不行的。以郭政委为首的政治部对选拔的船工抓紧进行政治教育，提高船工的阶级觉悟，郭英同志还亲自编写了《跟上去》的小册子，船工水手们学习以后深受教育。指挥部举办了军事和渡河技术训练班，请军事干部和老船工传授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专等下达渡河命令了。
黄河河防指挥部从1947年7月到1949年9月运送了二野（刘邓大军）、三野（陈粟大军）、四野（林罗大军）主力军从孙口渡河南下，支援全国解放。运送人次达400多万，尤其是1947年的下半年最紧张，每天晚上都要运送一二万军队。另外，还要运送大批的军火、粮食、担架、伤员、后勤机关人员、民工以及当地的群众。整整三年多，黄河河防指挥部在300多里的黄河沿线上出色地完成了军区党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1949年秋，黄河河防指挥部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撤销了，指挥部的全体同志也随大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
（本文选自《濮阳党史通讯》1994年第1-2期，99-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