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军
抗日战胜利争以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武力援助下，抗战结束后妄图发动内战，消灭人民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三个月时间内消灭我党我军。于是撕毁了“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挑起了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军民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人民解放军逐步地展开了战略反攻，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关头。
为组织全国性的大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党中央决定组建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它的主要任务是：固守黄河，阻止国民党军入侵解放区；保证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保证支前民工，军用装备及物资安全渡河。
一九四六年十一、十二月份，冀鲁豫区党委决定郭英同志带人筹建黄河指挥部。由于他和同志们几个月的努力，于一九四七年二三月份在山东省寿张县长刘村（今河南省台前县长刘村）正式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简称指挥部），任命郭英同志为政治委员、党代表，曾宪辉同志为司令员，刘茂斋同志为副司令员，梁仁奎同志为参谋长，谭广汉同志为副参谋长。从此，形成了沿河上至濮县，下至东阿，后延伸到济南的三百多公里的黄河河防保卫线。
濮县至济南这段三百多公里的黄河线，在解放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是相当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能不能固守着黄河，保证军民、物资的渡运，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胜利问题。
指挥部是新建的机构，干部战士都是从兄弟部队抽调来的，船队是由民船组织起来的，水手也是从地方上招收的，情况比较复杂。加之任务紧急繁重，情况变化多端，身为政治委员的郭英同志深感党对他的信任，肩上任务的艰巨。他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历尽心血，亲临前沿。
他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深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政治工作上不去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在做每项工作时，他都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做在前面。他经常深入群众，到基层和同志们谈心，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来了解掌握同志们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根据存在的实际问题，给予适当的解决，为提高干部战士及水手的政治素质，让政工部门汇编了政治学习材料，组织大家学习，并且自己亲自动手编写阶级教育手册《跟上去》，组织船工水手学习。这本阶级教育手册，是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残酷欺压剥削工农群众，造成家破人亡的真人真事和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干部战士、革命志士和革命家属的事实，以及没剥削、没压迫的解放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未来美好前景为内容编写的，起到了教育启发干部战士和水手的作用。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劳苦大众就不能得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坚定了永远跟党、跟毛主席走的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成为指战员的神圣职责。所以指挥部从成立到建国后机构改编，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渡口，每个船队，每个阵地，虽经敌机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猛烈轰炸、扫射，不少同志流血牺牲，环境艰苦，没有一个退怯，而是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一天，郭英同志带着直属四大队的领导人王玉湘，郭德全同志到孙口、李桥等处检查船只的维修情况时，指着船对干部船工说：“这船是我们的渡军船，是有历史意义的，决不能船到河心再补漏，那样就来不及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把每只船都检查好。大军渡河南下的时间就要到了，咱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
在做党的政治工作中，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郭英同志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四七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他在渡口河边的一棵大树下，听大队教导员董文斋、二连指导员刘明山，一中队指导员陈民等同志的工作汇报时，一架敌机突然向他们俯冲下来，猛烈扫射。对这突然的袭击，一些同志惊慌地跳进了沟内隐蔽，可郭英同志却在原地没动，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想把他拉入沟壕，郭英却说：“不要管我，你们别动”。等敌机过后，同志们又聚坐树下，他说：“敌机是来侦察目标，那样损失就大了。你们都是干部，今后单独领导作战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首先要沉着、冷静，尤其是遇到危险时，首先考虑的不应是个人的安全问题。一个党的政治工作人员要有一种政治风度，那就是为大局，为整体，自己牺牲是光荣的。否则就是失职，就会给党造成损失，就会造成全军溃败的不堪设想的局面，今后必须引以为戒”。他的言行为同志们树立了榜样，在后来的斗争和工作中，都成了优秀的指战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到了黄河附近准备渡河南下。渡河前，刘邓首长亲自接见了指挥部的领导郭英等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渡河的情况。为保证我军及时顺利地渡过黄河，郭英同志根据对岸不但敌人盘踞，而且每天有敌机轰炸河面的实际情况，大胆地向首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白天敌人封锁河面，我军不宜渡河，所以白天要隐蔽好，不能暴露目标；二、每晚九点准时开渡，要求部队按时到达指定的渡口，不得延误；三、上船时，部队官兵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听从水手船工的指挥，让上就上，不让上不能上。这三条作到了，就能保证军队安全顺利地渡过黄河。”刘邓首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制定了渡河方案，并任命郭英同志为军法特派员，给他授了权。
六月三十日晚九点，准时开始了渡河战斗。孙口渡口为我军主力的先头部队。郭英同志为掌握对岸敌情、水势、往返一次的时间等情况，亲自乘第一只战船过河，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开渡后，部队准时到达了指定的各渡口，井然有序，不论职位高低，都是自觉地听从水手指挥。他们高兴地讲：“从来没见过当兵当官的听老百姓的指挥，只有我们的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才能做到。”船工水手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人人积极奋战。在郭英同志组织下，在指挥部同志的一致努力下，奋战了七昼夜，顺利地提前完成了载送大军渡河任务，使我刘邓大军及时地挺进大别山，深入敌人心脏里，开辟根据地，用“掏心战术”有力的牵制了敌人，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首长对黄河指挥部的全体指战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郭英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同年七月，指挥部运渡我军三野七纵，进军河南，牵制国民党新五军。八月中旬，陈谢部队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船渡我军某部攻济南，九月二十四日济南战役结束。又接渡敌起义部队一个军到解放区，同时为准备淮海战役，日夜飞渡我军，支前民工和军用物资。
一九四九年四月，指挥部运渡我四野等部百万大军横渡黄河南下，直捣蒋家王朝老巢——南京。
一九四七年七月到四八年九、十月间，是指挥部任务最繁重，环境最艰苦的时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封战役后我陈粟大军返渡作黄河战略性的转移后，敌人认为我进是败退，于是就疯狂地追击，国民党还乡团也乘机卷土重来，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造成了敌强我弱，中原地区形成了敌我割据的局面。黄河南我地方武装及政府机关站不住脚，也和群众一起转移到黄河以北根据地。
指挥部不但担负着抢渡我军民的任务，而且还要到河南袭击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住我军民，每天有大批的飞机盘旋在黄河上空轰炸扫射、封锁河面及各渡口。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黄河岸边的军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四八年五月底，四大队一中队为迎接新的任务，人员集中到孙庄整训。一天下午两点左右，敌机忽然轰炸孙庄，一枚手榴弹正落在二排驻地，当场炸死八人，伤十七人。这次轰炸，使孙庄的群众同样遭受到了惨重的伤亡。
连续近一年的时间，敌人不但在经济上对我们封锁，还每天派飞机对我们上至李桥，下至十里井近三百里的各渡口、村庄进行轰炸扫射，平均每天达十几次之多，群众每天都生活在“防空”之中，更可恨的是由于敌机轰炸，船只和水手在河中无法隐蔽，每天都要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军攻克开封后作战略性撤退，敌军猖狂反攻。指挥部接到了我军撤退的紧急任务。因形势、时间所迫，指挥部不得不改变白天防空，晚上摆渡的办法，在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兵追击的情况下，郭英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分别亲临各渡口指挥抢渡的战斗。郭英同志在李桥渡口从下午到第二天和同志们一起整整奋战了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抢渡才告一段落。正当大家准备休息时，只见一位同志飞马而来，他急切地对郭英说：“现在河对岸还有一个旅和一万多民工、伤员及群众没有过河，因敌人猖狂进攻，我阻击部队也在陆续后退，情况非常严重……。”郭英一听就急了，马上向各大队布置任务。然后向同志们说：“情况同志们都听到了，我们面临的任务很艰巨，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现在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时刻，为了部队、伤员和群众安全撤退，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战斗到最后，决不留下一人，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广大指战员一致表示：誓死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志们不顾一天一夜的疲劳，不怕艰险奋勇向前。为了保证渡河军民的安全，同时命令军队到河边进行掩护，用机枪、步枪向敌机扫射，迫使敌机不敢低飞。郭英同志亲自登船指挥抢渡，直到把所有军民抢渡完毕，他才最后一个离船上岸。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形势起了巨大变化。全国形势急速发展，势如破竹，蒋家王朝摇摇欲坠。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全部南下，直捣敌巢，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已势在必行。我四野等部队百万大军云集黄河，准备渡河南下。这时的我军不但人强马壮，而且装备精良；不但配有长短轻武器，而且还有大炮、坦克、汽车等重型武器。如果不改变船渡的作法（当时最大的船一次也只能渡一个营多点的兵力，往返一次需半个小时），就要影响我军南下的时间和速度，影响战争的大局。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指挥部设法在黄河上横架浮桥。但水深河宽，能否架还是另一回事。于是，指挥部以郭英为首两次下到基层和群众共同商量研究，发动群众献策献计。郭英同志在四大队召开的“诸葛亮会”上说：“人类能改造社会，能改造历史，我们能否作出改造事物的贡献？不要怕失败，如新法不行我们再用老法……”。他的话鼓舞了大家，都积极献策献计，终于想出了在孙口、李桥等水流较缓、河面较窄的渡口，集中船只，把船一只只的排在河里，下好大锚二锚，用木料把船连接在一起，在船上铺上木板的办法。经试验，此法很好，事情成功了！座落在黄河上的史无前例的“马路”——浮桥为我军打开了通往前线的大道。我百万大军、支前民工通过桥头搭的彩门，在群众鞭炮、秧歌声中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黄河，向长江天险进军。使我军提前两个月到达前线，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时间。郭英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又一次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郭英同志虽是指挥部领导，但他从不摆架子，而是和群众吃住在一起。三年多来，他深入第一线，哪里有危险他就到哪里，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同群众研究。他对待每项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重大的任务都是亲自布置，亲自检查，亲自指挥，从不放过一点失漏。他那工作扎实细致、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和勇挑重担的精神；作风民主、谦虚与平易近人的态度；艰苦环境中的乐观主义情绪，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共抢渡我军八百多万人次，民工、群众二千多万人次，各种武装物资不计其数。陈毅、刘伯承等首长在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曾说：“孙口、李桥等黄河渡口的指战员和水兵同志们为革命立下了战功，要告诉全国总工会为他们请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改编为平原省黄河航运局，郭英同志也离开了亲自创造，亲自领导的黄河河防指挥部，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摘自郭军同志的回忆录；郭军：郭英的女儿）
郭英（1899～1973） 原名金粟，山东冠县冠城镇朱霍三里庄人。1928年，为生活所迫离开家乡到吉林省珠河县谋生。“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12月底参加吉林抗日自卫军。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帽山南沟组织中共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33年在中央分局受训两个月后，回吉林省担任中共珠河县委宣传部长。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珠河抗日游击队成立后，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和队长赵尚志并肩战斗。同年底，调吉林省委担任交通员，往返于哈尔滨至上海的交通线上。1934年7月执行任务从上海回东北时，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车站被捕。在狱中经受种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西安事变后被释放。1937年9月回到冠县，与中共地方组织接上关系，组织起青年游击队。1938年春，任中共冠县临时委员会书记兼农民互助会会长。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农民互助会仅几个月就发展会员5万余名，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冠县组织的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1938年冬，自卫队改称“卫河支队”，郭英任司令员，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民运部长、鲁西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冀鲁豫边区抗联主任、冀鲁豫边区合作社主任等职。1947年，任黄河河防指挥部政委，组织征集民船300余只，招收水兵3000余人，为支援解放军抢渡黄河做出了贡献，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接见和军队的嘉奖。全国解放后，曾任平原省交通厅航运局长，1954年任内蒙古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任内吃苦在前，不计较个人得失。评定级别时，为其定为行政10级，他坚决要求退下两级。1962年，调任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73年4月病逝，享年74岁。逝世后，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