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 陈 琴 李鞍明 王 伟
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的战争里，中国人解放军和民兵英勇奋战，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一十余万人。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继续调集力量，加强两个战场的重点进攻，使陕北战场的敌人达到了三十一个旅二十多万人；山东战场的敌人达到了五十六个旅四十多万人。
这时的形势，在一般人看来，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还占着优势，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不利的。但是毛泽东却透过“不利”的表面，分析出蒋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指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毛泽东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时机，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并英明地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要突破国民党的中央防线，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刻调集部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首先要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为此，在渡河作战之前，刘伯承详细地写出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晋鲁豫野战军这次渡河作战的前提是：
1、处于夏汛前的水势；2、处于敌刘汝明部(曾屡被我击败者)在南岸宽达三百多华里上组织河防封锁状况之下；3、处于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有力掩护之下；4、处于我早已准备渡河器材状况下。
就此情况，刘伯承指挥部队：我军在敌前渡河的行动上，必须秘密而周到地准备，突然而果敢地实施；在渡河指挥上，南岸部队(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应背击河防之敌，先肃清、扫除我军渡河点的河岸之敌，以掩护我军主力渡河登陆。而我军主力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实行宽大正面的渡河，务期抓住敌人弱点，突破其纵深，再由敌侧背力求由南向北果敢兜击敌人，压迫敌人于河岸，各个歼灭敌人大部或一部。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在三百里的宽正面，实施强行渡河作战。渡河的船只大多是提前建造的，大的可载运两辆十轮大汽车，小的可载运四五十人。南岸的蒋军五十五师、六十八师等部，奉国民党国防部之严令，坚守黄河。他们原以为有湍急的河水、宽阔的河面作天然屏障，加之有空军昼夜轰炸北岸配合防御，黄河天险万无一失。但没料到解放军全线(分八个大的地段)猛扑过来，最快的仅五分种就完成了强渡。动作如此突然勇猛，使他们惊慌失措，防不胜防，形成了处处薄弱、处处被突破的局面。很快全线就崩溃了。
刘邓大军如此迅速、全面地破坏了黄河防线，就连敌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在后来的鲁西南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虏了敌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和五十五师副师长理明亚等高级军官，当解放军把这三名战俘解送北渡黄河时，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渡船行至河心，面对着几里宽的河面，罗哲东很是感慨，不禁发问道：
“这么宽的河水，对面又有重兵把守，解放军到底是怎样过的河？”
理明亚沮丧地说：“河防是我们五十五师把守的，也不知怎么的，解放军一下就过了河，我们想顶也顶不住，只好撒腿就跑。唉!跑到郓城还是当俘虏，打不过人家呀!”
陈颐鼎长叹了一口气，插话道：“刘伯承将军真是天下奇才，他的一些打法，自古以来兵书战策上从未有过!”
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彻底崩溃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各路人马乘胜长驱直入，势不可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初，蒋介石破坏中共晋冀鲁豫边区行政机构与国民党有关部门签订的关于修复黄河旧堤及导黄归故的协议，堤早于三月二十日在花园口放水，吹嘘一个黄河天险就等于四十万大军，足可困刘伯承于黄河北岸。不料为时仅仅三个月，蒋介石的这个所谓的“四十万大军”便如此迅速地败倒在刘伯承、邓小平的脚下。
杨国宇，1914年9月18日生，四川省仪陇县顺义场人，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加入进步学生组织。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不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译电员，红三十一军班长、排长。1935年1月任红三十军第二七四团第一连第一排排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译电员。后任红三十一军译电员。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1939年6月至1943年10月任机要科科长。1943年9月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7年冬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先后任中原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交通处处长、运输司令部副政治委员。1949年4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驻起义部队第十八兵团兼任军事代表。1949年10月至1950年9月任第十一军参谋长。1950年11月至1956年11月任海军基地参谋长、党委常委。1958年奉命组建海军训练基地，同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任基地党委常委，1959年3月至1963年2月兼参谋长。1967年5月被派驻第七机械工业部，任军管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1970年6月至1974年9月任七机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一批干部、科技人员，参与领导了战略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1975年率军事顾问团驻柬埔寨。同年3月至8月任海军副参谋长、党委委员。同年8月至1978年7月任海军参谋长。1976年10月至1985年7月任海军党委常委。1978年7月至1985年7月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至1982年8月）。1980年作为副总指挥率舰船编队首航南太平洋。1985年任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并赴南极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1987年离休后，兼任海军科技领导工作。曾任《当代中国海军》主编，有《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梦萦魂系》等著作。曾任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干部学会副会长和巨片《大决战》军事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4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