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云
黄河两岸摆战场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向冀鲁豫区进攻的兵力达十四个师三十二个旅，共三十万人，我区遂成为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刘邓大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灵活机动转战于黄河两岸。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重大战役，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国民党由全面进攻改为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重点进攻后，为策应山东和陕北战场我军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发起了豫北战役，战役历时两个月，歼敌四万五千人。冀鲁豫区人民深入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积极进行土地改革；积极参军参战，以保家、保田、保卫解放区；为粉碎国民党政府“以水代兵”，分割、淹没解放区的阴谋，一面加紧修复黄河大堤，一面在沿河各县设立船管所，征集民船，以备黄河归故后使用。 解放区地方部队和民兵，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切，都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滔滔黄河回归了故道，这时，我接到区党委和行署的命令，由我负责设厂造船(我当时是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我和行署秘书长罗士高同志作了研究，并主持召开了沿河各地的专员、县长和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具体部署了建厂、筹料造船事宜。当即决定建四个造船厂，一个在濮阳县，由李玉峰同志担任厂长；一个在濮县，由胡玉屏同志任厂长；一个在范县，由李廷君同志担任厂长；还有一个建在昆吾县(濮阳、濮县交界处新划的县，后取消)。船厂的厂长和其他干部，都是由黄河修防处抽调的。此后，沿黄北岸各地、县又建起了一些较小的修造木船的厂点。
造船从一九四七年春季开始，黄河沿岸县委、县政府领导广大群众对造船、渡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造船的工人，大批木工和造过船的老师傅，都是从沿河各县动员招集的，造船所需的物料由船厂采购。麻可以买到，买不到造船用的钉，就动员群众献铁，另外还组织一些民兵，到敌占区扒铁轨和道钉，组织农村的铁匠设炉打钉。所需木材由区、乡干部和各厂的干部分头在沿河各地找到够船材料的树，就号住，派人伐倒，运到船厂，然后统一作价付款。当时解放区缺乏桐油油船，就派部队掩护到边缘地区和敌占区去采购。
这时敌军已在黄河南岸设置碉堡等河防工事，并用飞机不分白天黑夜疯狂地轰炸扫射，封锁黄河，每天还隔河打枪。为了迷惑敌人，船厂一般都有两个船坞，一明一暗，明的放上小船，是故意让敌人看的。如濮阳南小堤设立的假船坞，敌人看到后，立即在河对岸布设了一个团的兵力防守，而我们造好油好的船只，都隐蔽了起来。开始造船的可以渡一排人，后来造的大了，能渡一个连，有的还能载五六辆汽车，上级给的任务很紧急，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就要造成二百只大船。各县的船管所还征集了不少群众的小船。由于黄河改道的时间不长，群众保存下来的小船还不少，但大船基本上没有了，记得当时只征到了一只大船。那是濮阳青庄一个地主一九三八年造的一只新大船，结果黄河当年就改道了，就盖了一房子把船只保存起来，这次被我们征用了。所有征用的大小船只，都按新旧程度作价付款。
组织水手
一九四七年二月，按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冀鲁豫区党委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我被任命为司令员(不久就由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曾宪辉同志继任)，郭英同志任政委，刘茂斋同志任副司令员，梁仁魁(八团团长)任参谋长，朱品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下设政治处及作战、供给和船管等单位，并在沿河各县设立了五个大队。黄河指挥部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渡河水兵。水兵由各县委和县政府负责，动员过去玩过船的人参军入伍。大约一共动员了两三千人，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年龄大的老船工，大部分是青年农民。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每个中队配五六只大船若干只小船，船上的设备如锚、索、橹等当时已全部配齐。这一支部队，上级决定按地方兵团待遇，所有参加大队工作的人员，都算参军入伍了。由于当时缺乏军装，除了大队长、中队长和指挥部的人员穿军衣外，所有水手统统发给便衣，队伍组成后立即进行驾驶帆船的训练，也发了一部分武器，学习射击，为大军渡河作好准备。
大军渡河
渡河的前两天，上级命令，要我们连夜在黄河北岸选择渡口，并建立临时码头。渡口共选四处，一处在濮阳的李桥，一处是范县的李翠娥，一处是寿张的孙口，上下长达三百多华里。临时码头都是在捕好的高梁杆上压上好土，打上桩子，以便船只靠岸。
六月二十九日(渡河前一天)，又接到命令，要求当天夜里把所有船只运下水，分别集中到四个渡口。这天夜里，动员了相当多的群众。运船下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大船，有的离河较远，拉运困难。当时决定一条船由县政府征集二十头大牛拉运，还有几十个农民的船厂、县、区、乡的干部一起拉运，有的是把船只装在两辆太平车上拉运，有的在大路上垫上木板，高梁杆和麦秸等。用牛拉还不能吆喝，只能用鞭打，以免让对岸的敌人听到声音。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连夜把所有的船只拉动下水，并分别集中到了四个渡口上。按照野司的命令，每个渡口都设立了黄河指挥部，由当地军分区司令员、专员、县长和县委书记负责指挥，黄河修防处的负责人配合工作，船只下水以后，渡河部队按命令进行入阵地。我炮兵部队已前布置在高梁地里，为大军渡河作掩护。
记得是六月三十日黄昏以后，刘邓大军开始渡河，三百多里长的黄河上，滚滚浊流，载浮着大小船只，犹如万箭齐发，驶向对岸。高梁地里的大炮轰击敌军阵地。在白岗这个渡口，部队的指挥员组成突击队，进行了战斗动员，部署了十二只小船，一只船乘一个班(十二个人)，每个战士配备一挺轻机枪。每只小船上有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指挥，小船的船帮绑上麻、棉花，避免碰撞声。每只小船上面有两名水手，都是在撑过船的人里面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党员，觉悟较高，动员报名时非常踊跃。有的同志上船时对领导说，如果牺牲了，请把东西捎到家里；有的党员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缴了党费；渡河时有的同志负了伤，不吭一声，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或操作。
国民党曾号称坚固的黄河防线，在我刘邓大军的强大进攻下，很快被摧垮了。据报告，当时白岗对岸的敌人，对我大军渡河没有觉察。当十二条小船载着十二个班的兵力快要接近对岸时，防守的敌人还在河里洗澡，等看到我们的船只时，碉堡里的敌人才向我军射击，这时我们的船只已到浅水区，战士们弃船登岸，集中火力射向敌军，北岸我炮兵阵地发出的一个颗颗炮弹打到敌军的阵地上。刹时在黄河前沿的敌军土崩瓦解，向南溃逃。抢渡部队占领了阵地以后，大小船只继续载运部队渡河，大船载着一个排、一个连的兵力，向对岸驶去。这天夜里，黄河上是十分繁忙的，渡河的船只有的往返了七八个来回。
大部队紧张地渡了三夜。大军渡河后，接着就渡运担架队，运输弹药粮食的运输队，还把一些伤员运回河北岸。在李桥等渡口繁忙的船渡，有四十八天。大军过河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九个半旅。部队要进行休整，司令部就驻在郓城西部的红船一带。
行署也在黄河南岸紧张地搞工作。黄委会立即动员民工，在郓城、鄄城一带修筑堤防。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告诉我们，刘邓大军要在这里休整一个时期，要求行署把黄河南岸郓城、鄄城、菏泽、梁山等县的工作抓起来。
南征出击
刘邓大军南征以后，敌人的部队很快就压过来了。敌人以为我军作战以后向北转移，没料到我军却南进了，挺进了大别山，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敌人的大部队扑了个空。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反攻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刘邓大军南进后，陈粟首长即率领华野大军到这个地区作战。黄河指挥部的任务，除了防止敌特破坏，仍然担负着繁忙的军运任务。陈粟大军在黄河以南地区作战，有时部队在河北休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野战军进关会同华北军区主力进行了平津战役，四九年又南下进军。这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我军的装备已大有改善，有了炮兵部队，后勤汽车运输部队也大大增加。虽然我们的大船只已增加到二百多只，但仍感到不能及时完成军运任务。黄河指挥部的广大指战员，敢想敢干，在寿张县孙口这个大渡口，架设浮桥。他们克服了黄河流速大、河床都是沙土、船只不易固定的困难，用钢丝绳把大船一只一只联好，用大铁锚把大船固定起来，船上铺上木板，用铁锯钉了，终于开创了黄河大汛期间架成浮桥的先例，大大加快了军运的速度。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黄河指挥部这支两三千人的队伍，和冀鲁豫广大军民一起，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全国解放以后，这支队伍连同船只，都交给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了黄河航运大队，为治理黄河运送石料等物资，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化云，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南馆陶镇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曾就读于馆陶县立师范、临清第十一中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建国人才，1932年出资在北平创办了精业中学。1935年大学毕业后任精业中学校长，参加了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带领进步学生冲出校门，参加游行，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进行殊死博斗，后被指控为共产党嫌疑而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回到家乡。1937年8月赴聊城参加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斗争，12月回馆陶收编土匪队伍和地主武装。1938年初组建冠县抗日政府任政府秘书，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调任邱县抗日政府县长。1939年6月调任冠县县长。1940年夏调任鲁西行署民政处长，后任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黄河河防指挥部司令员等职，1946年至1947年参加了国共两党关于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确保临黄，不准决口”的方针，发动群众，修复堤防，保障了冀鲁豫解放区的安全。主持组建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以后开展治黄工作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民，水利部副部长，政协河南省主席等职。1956年至1958年，参加了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领导工作。七十年代以后，他提出有系统地对黄河的治理开发进行综合研究，先后发表了《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考察报告》、《近期治黄意见报告》、《开发黄河水资源为实现四化作出贡献》、《论治黄工作的指导思想》等著述。已离休，现住北京。
（本资料选自《东昌人物》，中共聊城地委组织部、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90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