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进支队南下西进纪实
王瑞迎
编者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寿张县先后有三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政权建设。1947年8月下旬，县长兼战勤指挥长张云峰带领第一批干部，加入晋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秋，寿张县动员第二批干部四十余人参加冀鲁豫区党委组织的第二次南下支队，于1948年初，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下豫皖苏边区，就地开展工作。1949年初，寿张县抽调以县长何进、组织部长陈伯文率领的王子典、钱继尧、赵大中、郭至淑（女》、周淑贞（女）、罗布等第三批72名干部，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先后南下江西、贵州等地，进行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本文记述的是冀鲁豫区第三次抽调干部南下情况。本文后附，为编者所加。
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支队是1949年3月，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建立的。其任务是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随军前进，到南方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部署，分配全区8个地委、57个县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共抽调干部3362人。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1949年1月上旬，召开了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1月8日，刘晏春同志代表区党委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会议要求：各地委要立即召开县委组织部长会议，将抽调干部的任务分配到县委；对党、政、军、群干部要广泛进行政治、阶级和形势教育；要有组织、有步骤地保证完成抽调干部任务。从1949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冀鲁豫区党委从区党委到各地委、各县委、各区委层层召开会议，进行动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南下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等口号，很快变成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纷纷报名南下。在此基础上，采取个人报名和组织决定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到I个月的时间里，就将抽调干部南下的任务落实到了人。全区南下干部，按照冀鲁豫区党委规定的时间，于2月底3月初，赶到了南下干部集中地点——菏泽。
3月初，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按照华北局“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从区委到区党委)整体调出”的规定，从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8个地委、57个县抽调的3960名干部(内军区和军分区抽调的干部408名)、战士和公勤人员2027人，组成了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下辖6个大队(地委)、44七中队(含31个县架子的干部)。为了保证全支队干部南下途中的安全，配备了9个警卫连。此次抽调的干部，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其中：区以上干部约占外调干部总数的70%左右；县团级以上干部(含省军级、地师级)315人。他们大多数人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具有党的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是党的一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干部队伍。
3月1日至25日，全区南下干部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在菏泽城南晁八寨一带进行了20多天的军事训练和时事政策学习。每天凌晨5时许至早饭前，进行军事训练（以中队为单位，每人背着自己的背包，集体进行越野竞走），上、下午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目前的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l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党接管城市的政策，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入城纪律等等。
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支队南下时编入军队序列，对外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以下简称“南下支队”)。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副主任郭超。
3月26日，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在晁八寨举行了热烈欢送全区南下干部南下大会。区党委、行署、军区和南下支队主要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3月27日至30日，南下支队全体人员进行南下行军各项准备工作(发军服、被褥、雨布、米袋、布鞋等)。3月31日，南下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共5000余人，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从菏泽晁八寨一带整队出发，高唱战歌，浩浩荡荡，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途经河南省的商丘、江苏省的徐州、安徽省的蚌埠，于4月8日到达合肥。4月9日，全支队正区级以上干部听了中共中央委员张鼎丞同志，在合肥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南下支队驻合肥期间，徐运北等支队负责同志到总前委驻地(合肥县瑶岗)向总前委请求工作。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总前委确定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过江，任务是接管赣东北地区，建立赣东北区党委，隶属华东局，区党委由徐运北同志负责，还确定万里同志带领南下支队的一部分干部(即该支队4大队的大部分干部和支队部的部分干部共620人、公勤人员120人)到南京去参加接管。4月11日，南下支队向皖南进发，16日到达桐城。南下支队驻桐城期间，全支队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张际春同志在会上详细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邓小平同志讲：到了新区，工作重点是搞好接管，恢复工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维持社会秩序，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4月18日，南下支队全体干部在观山集听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组织干部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同时，还学习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游击区和游击队会师工作的指示》。南下支队党委根据赣东地区有30个县、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将全区划分为上饶、浮梁、贵溪、鄱阳4个地区和景德镇市，并将接管、建政任务分配到各大队（地委），又对各大队（地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由大队(地委)将接管、建政任务分配到中队(县)。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1日，我军发起了渡江战役，二野三、四、五兵团，分数路向赣地区进军，至5月15日，赣东北30余县全部解放。为了搞好接管、建政工作，南下支队4月21日从桐城出发，日夜前进，26日渡过长江后，各大队(地委)按照分配的地区分路急速前进。从5月4日至18日，南下支队接管了整个赣东北地区。在此期间，建立了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书记苏振华、第一副书记徐运北、第二副书记黄先；赣东北行署，主任黄先；赣东北军区，司令员肖元礼，政治委员徐运北，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傅家选，副司令员汪乃贵，副参谋长胡超伦，政治部主任魏洪亮。在此期间，建立了上饶、贵溪、鄱阳、浮梁4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景德镇市(地级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警备区。在此期间，上饶市、上饶县、河口市(6月下旬与铅山县合并)、玉山县、广丰县、铅山县、横峰县、贵溪县、资溪县、金溪县、弋阳县、余江县、东乡里、进贤县、临川县、临川市(临川县和临川市由南下支队干部接管后，6月划归抚州地区管辖)、鄱阳市、鄱阳县、都昌县、彭泽县、湖口县、余千县、万年县、浮梁县、乐平县、婺源县、德兴县和景德镇市辖的市中区、市东区、市北区等30个县(市、区)都建立了县(市、区)委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此期间，全区所有区(镇)和438个乡，也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冀鲁豫区调到赣东北地区工作的干部，从5月4日至8月30日，在赣东北地区进行了接管、建政、征粮支前和剿匪工作，他们在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人少任务重(有相当的区、乡只有一二名干部)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8月13日和18日，中共赣东北区党委发出通知称：中央决定赣东北从冀鲁豫调来的全体干部，接受新的任务，随二野到大西南去开辟工作；为了使工作不受损失，必须做好交待工作，交待终了后才能离开原工作岗位。9月初，从冀鲁豫调到赣东北地区工作的全体同志，奉命到上饶集中，一面学习，一面准备西进。9月4日，区党委召开全区区以上干部会议，徐运北同志对赣东北地区4个月的工作进行了总结。9月10日，召开了有9000余名干部、战士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同志在会上作了西进动员报告。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区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部(包括各地委干校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自愿西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内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组成西进支队，隶属二野五兵团。该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西进支队全体人员，9月25日至28日离开上饶，分两路(前梯队和后梯队)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前梯队经南昌、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乘火车经南昌转九江，乘船经蕲州、武汉、嘉渔、岳阳、长沙至湘潭，10月14日与前梯队在湘潭汇合。全支队人员在湘潭休整了几天，进行继续进军和接管贵州的准备工作。支队在驻湘潭期间，由5个大队扩展到9个大队、70多个支队，干部740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共10961人(加上进军至邵阳、芷江期间，又从五兵团直属单位和十六军、十七军调来的干部940人、军大五分校分来的学员1500人，西进支队的干部总数为984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4400多人，全支队共14240余人)。
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在湘潭和召尽阳，先后召开会议，对进军贵州和接管贵州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具体部署。
贵州位于祖国云贵高原的东部，面积17.6万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居住着汉、苗、布依、侗、彝、水、回、壮、瑶等10多个民族。解放前夕，国民党在贵州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有1个省政府、1个市政府、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79个县政府。国民党在贵州的军队有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所属的第十九兵团的第十九军、第八十九军和地方保安部队4个旅、14个团。
10月20日，西进支队全体人员从湘潭出发，徒步向贵州进军。
11月10日二野前委电称：已经请求中央决定： 苏振华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徐运北任第一副书记，曾固(陈曾固)任二副书记；杨勇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曾固(陈曾固)任副主席；杨(勇)、苏(振华)、潘（焱）兼任贵州军区司令员、政委、参谋长。
为了有利于接管、建政和开展工作，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根据西进支队干部的实际情况(内有从冀鲁豫区调来的地方工作干部3000余人，刚从部队调来转业作地方工作的干部2400人，其他大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和贵州的行政区划，决定原地方工作的干部和刚从部队调来的干部交叉配备，“地、县两级主要干部和财政、民运干部各占一半或三分之一”，组成了8个地(市)委(含专署、市政府和军分区)、50多个县(含县委、县政府)架子，随军前进，接管贵州，建立省、地、县三级人民政权。
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十七军和二野三兵团十军奉命于11月3日分三路向驻贵州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十六军从11月4日至28日，先后解放了天柱、三穗、镇远、炉山、施秉、黄平、贵定、龙里、贵阳、清镇、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金沙等县；十七军从11月6日至30日先后解放了玉屏、岑巩、瓮安、余庆、开阳、息峰、麻江、都匀、独山、平塘、长顺、惠水、平坝、安顺、普定、镇宁等县；三兵团十军从11月11日至21日，先后解放铜仁、松桃、印江、遵义等县，接着又占了仁怀、习水、赤水等县。
西进支队全体人员，途经湘乡、永宁、邵阳、桃花坪、洞口、安江，于11月3日至6日陆续到达芷江。在驻芷江期间，各大队传达了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关于进军和接管贵州的具体部署，明确了各大队、中队的接管任务。从11月8日起，西进支队所属各大队、中队，按照省委分配的任务，分赴各自分配地区，进行接管建政工作：六大队到铜仁地区；四大队到镇远地区；七大队到贵阳地区；九大队到独山地区；二大队到遵义地区；八大队到安顺地区；三大队到毕节地区；一大队到贵阳市。
1949年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杨勇任主席，曾固(陈曾固)任副主席。下设民政、财政、工商、教育、建设等厅。
从11月9日到12月7日，由西进支队的干部接管并建立了地(市)委、专员公署、军分区的有：铜仁、镇远、贵阳、遵义、安顺、独山、毕节和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从11月9日至12月底，由西进支队干部接管并建立了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县有：玉屏、三穗、岑巩、铜仁、镇远、施秉、黄平、炉山、余庆、台江、天柱、龙里、修文、贵筑、息峰、开阳、清镇、惠水、瓮安、长顺、遵义、嵋潭、凤冈、绥阳、桐梓、都匀、独山、麻江、平越(今福泉)、贵定、平塘、平坝、安顺、镇宁、普定、紫云、黔西、大定(今大方)、金沙、毕节等40个县和贵阳市所属各区。接管后，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进行接管、征粮、剿匪等工作，西进支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此后，即不复存在。
从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时算起，至同年12月到贵州参加接管、建政时为止，南下、西进支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先是南下到赣东北地区工作了4个月，后又奉命西进到贵州，途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7个省，过长江、越雪峰山、进苗岭，从北方到南方，从冀鲁豫平原到贵州高原，爬山涉水，行程8000多华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南下、西进支队一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该支队的干部在保证党的战略实施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方面，是一支党性强、觉悟高、纪律好、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思想工作领先，发挥了各级党委的核心作用。从南下、西进支队南下、西进的全过程来看，全支队各级党委，包括支队(区党委)、大队(地委)、中队(县委)、班(区委)，始终都把革命理想教育放在首位，把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路线、政策做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交谈等方式，使全支队广大干部战士人人了解党的纲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了解南下、西进的伟大意义，了解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支队的广大干部、战士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为了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情绪高、决心大、干劲足。这种千金难买的最宝贵的革命精神，变成了一股群策群力、战胜困难、去夺取胜利的强大动力。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很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为了实现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策，南下、西进支队的全体同志，在南下、西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本色。具体表现是：南下、西进支队是一个干部队，80%以上的干部是共产党员，其中区营级以上干部约占全支队干部总数的70%左右，这些同志在党的培育下，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党性强、觉悟高、联系群众、遵守纪律、熟悉党的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坚定，处处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这是团结、带领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完成各项任务最可靠的骨干力量；‚政治觉悟高，能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需要。从全支队干部战士南下、西进的全过程看，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思想问题，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个人的认识与革命的需要不相适应，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就南下来说，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而具体到个人，有的刚结婚，有的刚分得土地，南下离家远了，要行军、打仗、吃苦受累，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打仗还有生命危险，南下支队的广大干部、战士，面对这些矛盾，能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克服困难随军南下。再从西进来说，全支队的人员，除了从冀鲁豫南下的同志外，还有江西地下党的同志，苏、浙、赣、闽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学生、社会青年和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他们都主动克服远离家乡的各种困难，自动放弃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随军西进。他们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③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南下、西进支队的同志，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接管、建政、征粮、剿匪等各项工作中，都把学习党的政策、宣传党的政策、执行党的政策，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比如在解放初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尽快使新解放的地区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商店营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工作，都直接关系着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针对国民党残余势力串通恶霸地主、土匪杀人、放火、抢夺群众财物的罪行，及时开展了剿匪斗争，保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征借粮食主要是向地主、富农征借，保护广大贫佃农的利益；当年鄱阳地区发生水灾，立即调粮食拨款进行救济，并发动群众尽快恢复生产；贵州人民严重缺盐吃，解放后立即想方设法解决广大群众的吃盐问题。总之，从新解放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实施，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战斗。同时，全支队的同志在各项工作中，都坚持实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正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才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
第三，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战斗。全支队的广大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老红军、老八路，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干部，有长期从事军队工作刚转业做地方工作的干部，有从华北、东北调来的贵州籍干部，有南下前不久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和刚分得土地不久的农村干部，有江西地下党的同志，有南京、上海和江西、福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大家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不论是在进军途中还是在接管、建政、征粮、剿匪等各项工作中，不论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是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老同志和新同志，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干部和战士，外来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及当地干部，彼此都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团结战斗，亲密无间，阶级友情无比深厚。同时，不论是在赣东北还是在贵州，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党、政部门和军队之间，党政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之间和各阶层进步人士之间(包括教育界、工商界、起义将领、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代表人物等等)，大家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都能识大体、顾大局，从总体上看，团结是很好的。这种革命的友谊和团结，是当时战胜各种困难、完成各项任务的强大力量。
第四，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革命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南下、西进支队是一支干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到江南新解放的地区去建立人民政权。南下支队奉命接管了赣东北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积极开展了工作。根据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调这批干部向大西南进军，这些同志又奉命组成了西进支队，随军前进，接管贵州。在一年的时间里，根据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全支队的大多数同志，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都变动过若干次——从这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这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从这个行业调到另一个行业，党组织分配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分配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决定，一切服从革命和人民的需要。
第五，艰苦奋斗的作风。南下、西进支队的广大干部、战士，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接管过程中，始终坚持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每人每天一斤半米、五钱油、三钱盐，每人每月虽有少量的津贴费，仅够买牙刷、牙膏用，这就是当时的供给标准。南下、西进行军，每人要背三四十斤重的东西（包括枪支、子弹、给养、被褥和衣服)，平均每天要走70华里，大都是早晨5时许起床，6时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宿营，中午做饭、吃饭加休息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南下时正值雨季，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冒雨行军，几乎每天每人身上都无干衣服，且有相当多的同志没穿鞋，是赤足行军，在行军途中吃的大都是糙米，蔬菜奇缺。在接管赣东北期间，北方出生的同志，初食大米不习惯，群众讲话听不懂，再加上天气热，水土不服，有相当多的同志体质下降或生病，特别是到区、乡工作的同志，人少任务重，既要接管，又要征粮支前，还要剿匪。南京、上海、江苏解放后参加工作随军西进来贵州的大批青年同志，过去缺乏实际工作和军事生活的锻炼，爬山涉水行军数千里，遇到的各种困难比老同志还要多。总之，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任务是繁重的，对敌斗争的情况是复杂而多变的。全支队的广大干部、战士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为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吃大苦、耐大劳、不怕流血牲牺的精神，从而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
1996年7月4日
（本文选自《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一集，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写，1996年12月出版）